记忆的局限

记忆及其批判 记忆研究的兴旺发达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记忆这一术语曾一直处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研究最边缘的地带,20多年前,记忆却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表示欢迎。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就意识到记忆对于每个个体的重要性一,而近年来,人们日益深切地意识到,记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是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通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来阐发自我意识哲学,更是通过慷慨激昂地宣扬自我意识哲学与大众宗教的对立、细致入微地解读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以及逻辑缜密地阐明哲学的现实化与世界化,彰显出了深刻鲜明的宗教批判精神与追求人类自由的崇高责任。深入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思想,有助于厘清人的解放理想得以形成的起点。     

“马克思与正义”论争和批判社会科学方法

马克思是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还是以某种正义观评价资本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争论双方都混淆了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和批判社会科学,割裂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忽视了在以解放为旨趣的马克思的批判社会科学中,对社会的科学认识与对社会的正义评价是内在联系的,而历史必然性的实现是无法离开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和奋斗的。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本体论旨趣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是对宗教的全面、彻底的批判,最终是为了消灭宗教,并进而被视作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局限性。然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一则不是对宗教本身的批判,而只是对那些与剥削制度相关联并为剥削制度辩护的特定宗教形态,亦即宗教的特定发展阶段的批判;二则即便是对这种特定形态的宗教,马克思也并未加以绝对的否弃,他看到了在这种宗教形态中所蕴藏着的人的本体论追求精神。因此,解放被宗教异化了的人的本体论精神和寻找人的本体论精神的真实根基就成为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两大本体论旨趣。     

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理解为"Sophia",它不但是一种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知识(即科学),而且是一种能够贯穿理论和实践的能力(即智慧)。康德为哲学规定的主要任务是"Kri-tik",即借助于理性而对现存一切事物进行审查和反思,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科学、智慧及其统一则被康德看作是一个只能无限趋近的理想。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影响下,以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德国浪漫派一方面主张哲学应当克服时代精神的分裂状态,回到古典的无所不包的"Sophia",另一方面又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哲学自身。在施莱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不断提问的过程。这种观点被后来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继承,在实际上加剧了哲学与科学(智慧)之间的分裂。相比之下,诺瓦利斯并没有把"答案"与"提问"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个别哲学遭遇的困境应该在一种"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中遭到扬弃,而这个思想恰恰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的理想达成一致。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艺术与非艺术的文化自觉——论当代艺术的反叛与创造

文化自觉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深层内涵的核心问题。艺术创造从根本上说并不直接改变这个世界,但却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艺术的反叛与创造是周而复始的。用反叛与创造的语境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恰恰是我国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域,并成为观察和思考当代艺术产业研究的理论依据之一。"回归自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其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未来潮流的契合点,体现着高度的文化自觉。     

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马克思哲学通常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最可靠的方式是那种能够终止形而上学地思考它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其与近两个世纪来最伟大的现代性批判相比,它揭露了自由主义及其诸原则(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工具理性和现代认同)的真正构成是形而上学性质的,因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与终结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建立在对现代性镜像的批判基础之上的。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性悖论——以海子诗歌为例

海子的诗歌集中而显著地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性悖论.一方面,他的诗歌致力于现代性批判,批判现代世界的“祛魅”,为幻象辩护,试图恢复灵性与整体性;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表征,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批评、主体性上的浪漫主义色彩、思想遭遇上的虚无主义与激情方式的反抗以及诗歌写作的先锋性等.这种现代性悖论体现出海子对时代的挣扎与不算成功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