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公私观探赜

"公""私"及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明末清初,公私观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出现大批崇私以批判传统公私观的思想家。其中,王夫之基于传统公私观,将"公"主要确定为三个内容:"公共"或"普遍","天理"和"公正无私"。与之相对,"私"则表现为"个人""私欲"和"私利"之义。其公私关系观也相应呈现为:传统意义上"循公废私"、近代相对合理的"存公抑私",与明末启蒙思潮相表里的"化公崇私"。自清初至当代,王船山公私观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基于课程教学改革的高职英语教学团队建设

基于"理实一体化"的高职英语教学改革,通过对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构建教学情境,注重对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提高。改革能够促进团队教师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合作能力的整体提升,以及教师个人职业能力的发展。     

单身神向配偶神演变现象分析

单神向配偶神演变现象的发生与我国本土文化内涵息息相关;与自然哲学中宇宙观的阴阳互存生万物的观念分不开;天地万物的分化过程既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单神向配偶神的演化过程同样遵循这样的宇宙阴阳和合观。神之配偶神的演变方式与社会原因是文章所关注的要点。     

从“理·仁·礼”看二程的孝道思想

"理"是二程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仁"则是天所赋予、己心所禀之"仁性"、"仁德","礼"则是现实生活中践行"仁性"、"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而作为"礼"之一种的"孝"则是践履"天理"、"仁性"、"仁道"的具体行为。二程在突出诠释"孝道"的实践价值的同时,予"孝"以形而上的诠释,使"孝"之外在的行为仪式具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从而使"孝"这一人伦规范具有了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和价值源头。     

自然与人为的智者之辩

自然与人为的对立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其理论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自然与人为之所以成为智者运动的主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智者通过对该问题的激烈论辩,限制甚至否定了传统上神的支配地位,进一步推进了前哲所开启的从神话到哲学的重大文化转向。由此,依据智者对待人为问题的立场,可将其划分为神权论者和人权论者两大派别,更加清楚地理顺智者之间纠缠不清的思想关联。     

《无字》:男神镜像的创生与颠覆

《无字》饱含了张洁的生命和感情,是其思想与艺术积累的一次总爆发。《无字》对于张洁创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对其创作中的男神镜像的建构和解构。张洁创作中的男主人公由"男神"到魔鬼的蜕变是她内在矛盾冲突的多向呈现,这多向呈现可作为研究张洁思想性格变化的依据,她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又形成她文学创作的种种新面貌。     

意境、情韵与神味:林纾散文学的新色彩

长期以来中国散文学都是以文道、义法为主流,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散文学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审美论的发展。林纾虽然以古文的衣钵继承人自居,但并没有坚守"文道""义法"传统,而是以情性为散文之本,这就使他在散文审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意境"、"情韵"与"神味"三说最具代表性,突出地体现了林纾散文学的诗性特质。它们的出现为散文学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为近现代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散文学领域里提出"意境"、"情韵"、"神味"诸说,对于源于诗国的这些美学范畴,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关系科学化的对策研究

治国理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自身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关系的科学化,其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障国家权力,规范政党权力,实现国家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有机统一;建设政党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实现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有机统一;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加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条约框架内的维权努力: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之构建

20世纪初清政府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其重要目的开始进行司法改革,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审判厅设立后开始受理华洋诉讼,遂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案模式。为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清政府构建了一种双轨理案体制,但尚不完善。民初的中国政府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发展和完善。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在条约框架内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起到了迫使外人逐渐放弃观审权,从而形成对领事裁判权的局部冲击的积极作用,其意义不容忽略。     

张岱年释“理”之路径及其省察

张岱年对“理”的诠释,不仅对“理”进行了分类,不仅对诸种意谓“理”之关系进行了梳理,而且对“理”的特性进行了审定.这些探讨的学术意义,不仅表现在对“理”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上,更表现在对“理”之认识主体数量的扩充和素质的提升上.但是,由于唯物论原则被绝对化使用,使得张岱年对“理”内涵的诠释显得贫乏化,对“理”特性的认定显得单一化,从而使“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诠释,我们既要积极地引用新方法、新知识,同时要考虑所引用方法的适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