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民政府三十年代禁烟法规

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禁毒舆论的压力下,从1935年至1940年发起了一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国民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的禁烟禁毒法规:鄂豫皖"剿总"禁烟和腹地十省禁烟的法规,它为后来的禁烟立法奠定了基本框架和实践基础;"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前期禁烟立法繁多;后期立法是根据抗日需要对前期立法加以稍事修改后继续适用。这些立法为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和指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法规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更没有内化成基层民众的内在需要和普遍认知,所以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     

一本历史著作背后的人和事

坦白地讲,在风云变幻、大事迭起的中国近代史上,100年前召开的万国禁烟会并不引人注目,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史的学者也未必人人皆知。笔者有幸在拜读苏智良、刘效红新著《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之前,就对该会窥之一二,源自数年前为研究另一课题而查阅恼人的《申报》,当时碰巧看到过它的消息。     

强制与自组织戒毒模式下的心理状况比较

采用量表调查戒毒者生理戒断后,自组织戒毒模式比之强制戒毒模式是否有利于的心理恢复(包括抑郁、焦虑状况和孤独程度)。结论:在自组织模式下,有助于减轻孤独感,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焦虑。     

从悬崖边回头的“超级粉仔”

他是一个有着8年吸毒史的瘾君子,为了吸食毒品,他丢弃了自己辛苦打拼多年的生意,众叛亲离。1年前,他为了逃避强制戒毒,竞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把小剪刀吞进肚子里。今年3月,他为满足自己的毒瘾,竟然伙同两名"粉友"绑架抢劫自己的同胞兄弟。警察将他缉拿归案后投进了桂林市第二看守所。在他进入看守所的第二天,藏在他肚子里的那把剪刀开始发作,"绞"得他痛不欲生,满地打滚,生命危在旦夕。关键时刻,看守所民警伸出援手,出钱为他找技术条件最好的医院,使用最先进的仪器,将他肚子里的剪刀取出来。逃离"鬼门关"的他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为洗刷自己的罪恶,他主动配合,积极改造。一个扭曲的灵魂在看守所里得以重生。     

滥举与滥捕:江苏省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保甲长与军警(1934-1937)

1933年,陈果夫主政江苏以后,江苏省政府对烟毒的查禁改放任为统制,要求保甲长和军警进行检举和查挤。不过,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不仅造成了保甲长的滥举和军警的滥捕现象,还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烟民亚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香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吸烟现象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机理。抽烟者个人对烟民亚文化的误读、大众传媒的不良引导、盲目从众的文化心理需求和身边人物的不良影响是烟民抽烟伊始的文化动力;香烟“区隔”社会阶层、调剂公共关系的功能需要是烟民日常抽烟行为的文化维持力量;戒烟的文化压力造成烟民单独个人的戒烟行为举步维艰;烟民男多女少的性别差异和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吸烟率越低的现实情况印证了烟民亚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某种文化的内容,进行广泛的行为倡导宣传教育、摧毁各种文化误识和不当认同、重建烟民亚文化是控制吸烟的有力措施。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关于吸毒人员戒毒情况的调查分析

为了了解和掌握吸毒人员的戒毒情况,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提高戒毒工作质量,重点调查复吸率的情况,采用对比调查,即对劳教戒毒人员和解教回归人员各随机调查20人,采取与当地公安机关、社区、村委会联系以及本人和家属见面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无毒环境戒断率高,有毒环境低于25%,复吸率高。还分析了复吸和未复吸的原因并提出戒毒工作的几点建议。     

郭嵩焘与“禁烟”

郭嵩焘是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 ,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知名的政治家 ,外交家和思想家。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郭嵩焘“禁烟”一事展现了这位历史人物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和爱国之心。     

悲壮的西西弗之路——评毕淑敏《红处方》

在毒品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毒瘤的社会背景之下,描写吸毒戒毒的小说《红处方》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学价值;在准绝症“毒瘾”、拯救与启蒙的历史尴尬和人性的黑暗面前,戒毒医生全力以赴的戒毒工作凸现出西西弗的悲壮色彩,从而使小说蕴含了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意蕴和美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