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笔法、考古学与历史哲学:福柯作者观与主体观之内在矛盾及成因探析

福柯论著中的某些论断,有时会呈现前后乖违的状态,比如不同时期对作者内涵的具体判定。不仅如此,甚至在同一文章中出现了创始性作者和功能性作者的矛盾。福柯作者观的这种矛盾,源自其主体观的内在矛盾。语言和主体,以及话语与作者、人与认识型之间的根本关系,福柯的断言未能始终如一,而是不断出现犹疑和转折。这一切,与福柯写作时跳荡多变、旨意难解的文学笔法直接相关,亦与其同时持守的考古学方法论难脱干系。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其思考的历史哲学立场。文学笔法追求语言技巧大于意义传达,考古学摒弃明晰连续的线性序列、转向四下弥散的空间状态,这两者造成了福柯作者及主体论说中不同论断并存的表层状况。历史哲学则放弃了超越性的总体存在,只认同历史性的存在,是福柯所论何以为此的深层根源。     

福柯规训权力语域下劳伦斯的文学历史观

英国文学家劳伦斯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看似毫无交集,实际上福柯的规训权力话语与劳伦斯文学历史观的传达是异曲同工的。福柯的规训权力话语认为现代社会弥漫着秩序和权力,它们管控着人的生活,权力操纵人的肉体。劳伦斯以为人类身体与生俱来的自然冲动和生命节奏被机器破坏,肉体被机械化并成为资本家创造价值的生产力,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力据此成为受人管控和规范化体制的一部分。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阈下的《白雪公主后传》

以福柯思想理论为基础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从自我监视、规训、惩罚这三个角度分析了巴塞尔姆改写自格林兄弟的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长篇小说《白雪公主后传》,从而探讨后现代女性主义视阈下女性身体与男性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到底活在怎样一个时代里了？（下）

[8]复盘：我们当初为什么会玩进这一资本主义装置里的呢？阿甘本追溯了福柯的看法：人需要一种装置来统治自己,是人自己将这一装置安到自己头上的。所谓辖治（gouvermentalite）,就是一种权力的自下而上（!）的运作机制。福柯说,纳粹主义起自德国父亲对于子女的那种镇压态度,第三帝国是起于自己这样的强压而形成再强加到全体德国人民头上的。阿甘本是扩大了这一说法：整个人类由于对于像语言、监狱、卷烟、国际贸易、手机等等统治装置的依赖,而使自己更深地陷入资本主义装置。     

《地下铁道》中的异托邦建构

异托邦是福柯基于对边缘空间和边缘人群的关注而建构的空间哲学,是社会机制内真实存在的局部化场所,以独特的视角窥探整体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理念。美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在最新作品《地下铁道》中,通过女主人公黑奴科拉的逃亡历程交错建构了三类功能迥异的异托邦:偏离异托邦中所谓的主流标准揭露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森严的权力等级制度,兼具补偿性与易碎性的幻觉异托邦深刻剖析了人性的复杂与隐秘,保护弱势群体的危机异托邦则展现出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怀特黑德在小说中对上述三类异托邦的精妙建构客观反映了美国黑人荆棘丛生的艰难处境,表现出黑人为生存所付出的令人动容的努力,让人们再次直视与反思那段被刻意淡化的黑暗历史,显示出一位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度的人文关怀。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      

“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

“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如果福柯理论也是权力的体现——论批判的可能性与性质

当福柯宣称"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的体现"时,他并未有自打嘴巴。就算他自己的观点也是权力的体现,批判仍是可能的,因为偏见——即体现权力的知识——是可以区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在"真理"的存在已经备受怀疑的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批判只能属于系谱式批判。用偏见去挑战偏见,让我们走出偏见,摆脱来自偏见的支配。批判的基础在于哪一个偏见更有用。当然,有用的偏见仍然是偏见,不是真理。我们不能期望批判能带来一步到位的社会改造。     

《肖申克的救赎》的福柯式解读

在自由受到推崇的今天,权力网络和规训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使得每个人都处于肖申克监狱式的社会体系中。因此,在这个"监控的"文明社会,面对难以逾越的权力"高墙",对于身陷"灵魂监狱"之中的个体而言,反抗与超越是很有必要的。人们应像安迪一样,学会自救,摆脱束缚,赋予自己的生命以一定的形式和风格,成为命运的真正主人。     

海德格尔主体理论中的笛卡儿维度及其效应

海德格尔的主体观经历了两个阶段:转向之前,海德格尔通过强调此在在世而有限返回到笛卡儿式的"主体作为旁观者"的观点;转向之后,他通过所谓的"主体的离心"而成为坚定的前笛卡儿主义者。尽管海德格尔持公开地反笛卡儿主义的立场,但他最初的主体作为此在的观点既是笛卡儿主义的又是反笛卡儿主义的;而他后来使主体离心(去中心)的努力,则更接近古希腊在缺乏对主体进行任何明确反思的情况下对知识关注的态度。海德格尔思想中这一对笛卡儿主体观既依赖又摧毁的维度,极大地影响了他同期和身后的法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