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小学研究的文化解读——论《俗书刊误》的成就与失误

焦弦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在小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其编撰的《俗书刊误》是一部辨正字书，其中包含了焦竑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一些思想和成就。结合此书，论述了焦竑小学方面的成就与失误。     

论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后的返还后果

《民法典》对违背公序良俗合同的后果沿用了《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后应当返还的规定,而应当返还规则的社会妥当性已遭到质疑,相应的司法补救也难以治愈。应当返还规则的问题症结在于不区分无效原因,缺少背俗合同返还规则的固有法理。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之间法益均衡的背俗合同返还规则应当是一般拒绝、例外允许。一般拒绝返还旨在惩戒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当事人与避免否定合同无效的评价。例外允许返还发生在给付人遭受的利益剥夺与背俗程度不相称的情况下,此时可基于当事人之间背俗程度的差异,并结合不返还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在个案中允许返还。民法典时代背俗合同返还的认定可基于《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和应当返还规则,在解释论上实现一般拒绝、例外允许。     

宋代“三教合流”视阈下的祈雨信俗——以“画龙祈雨”与“以身祈雨”为重心

宋朝政府在借用僧道威仪行祭祀祈雨时,相继颁行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并杂行刑白鹅、沉虎头、投鲫鱼等"生物祈雨"法。"画龙祈雨"属于道教龙神信仰,简便易行且具神政威仪,但"画龙祈雨"无法直接彰显人间帝王"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宋代皇帝常常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以"罪身祈雨"方式表达"责己之意",太宗是宋代皇帝中"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宋代"以身祈雨"包括罪身、暴身和焚身三种方式,其中民间"焚身祈雨"信俗受到了佛教燃指、断臂等"舍身文化"的影响。"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宋人对"暴身"和"焚身"祈雨的危害和非科学性有着较高的认识。     

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三峡民间茶俗杂谈

三峡民间茶俗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对茶俗现象的考察研究 ,笔者认为 :三峡民间茶俗属于区域性茶文化宝库中的精品 ,具有地方性、传承性和可欣赏性     

论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具有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和一般道德观念的重要功能。各国司法实践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研究和运用不尽相同，体现了各自的民族特点，但对我国有关公序良俗原则的研究和运用，仍具有借鉴意义。在我国明确确立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弥补强制性、禁止性法规的不足，克服法律的功能局限，限制私法自治，同时也有功于民法的本土化。     

甘蔗离体快速繁殖的研究

本实验以甘蔗(Saccharum Sinensis Roxb)幼叶、幼茎、幼根和无菌苗为外植体,比较了不同外源激素对不同季节、不同类型材料的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影响。试验表明:夏季材料较秋冬季材料容易培养;幼叶较无菌苗、幼根和幼茎容易培养。     

论韩非哲学和寓言的特点

本文认为,《韩非子》的基本内容是研究和宣扬实行绝对化的君主专制独裁,君主应该把权术阴谋和严刑酷法作为主要统治手段,韩非是一位君主专制独裁政治权术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实际上为后代封建君主所奉行,中国封建政治的实质是“外儒内法(韩)”,韩非哲学的历史影响是大而坏的,有必要对韩非哲学思想和寓言中的糟粕进行分析批判。     

网上祭扫与丧俗改革

所谓网上祭扫,是指人们跨越时空的阻碍,利用网络追思逝者的祭扫活动。人们在网络空间为逝者建立纪念馆,将逝者的生平事迹、照片等在网络上传递,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为逝者献花、献歌、撰写纪念文章等。 网上祭扫,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丧俗理念,符合我国殡葬改革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