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近年离婚水平与年龄分布的变动趋势分析

2004年以来,北京市的离婚总量持续上升,粗离婚率和离结率在全国均居于中等偏上的位次,其中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的比重逐年提高.基于2004-2011年北京市登记离婚数据的分析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离婚年龄、平均婚后年数相比上世纪90年代初均有较大推迟；离婚者的年龄结构近年也出现较大变化,30岁以下年轻人和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离婚率以及在离婚总量中所占比重均有明显上升趋势；平均婚后年数在3年以内和21年以上的离婚夫妇的数量和比重也呈增长态势.     

论土司制度的灵魂

土司制度是历代统治者不断总结统治少数民族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俗而治的一种产物,少数民族首领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保卫边疆中具有汉族流官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中央王朝依靠少数民族首领的间接统治方法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和因俗而治的原则,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已日益失去其经济基础,被改土归流实际上也是因事制宜的结果。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灵魂"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原则的具体运用。     

领导讲话不要落入俗套

不知从何时起,各级领导的讲话相继落入了＂一、二、三……＂的俗套。一讲认识意义,二讲明确重点,三讲加强领导……几乎成了通用模式。最近,重温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看看老人家讲话的结构和话风,再对比当前的各级领导讲话,笔者忽发奇想：讲话能否不要＂一、二、三……＂     

从"浅俗"之否定到多元之阐释——清前中期白居易诗接受的阶段性变化及其要因

清前中期对白居易诗的接受由否定到肯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王士祯为代表的清初评家倡典雅、神韵而斥浅俗,是为白诗接受之低潮期;出于对神韵派的反拨,白诗评价逐渐走高,而至<御选唐宋诗醇>达至顶点,是为白诗接受之高潮期;袁枚、赵翼、翁方纲等清中期评家对白诗予以新的审视,使其诗史地位进一步强化,相关阐释也日趋多元,是为白诗接受之持续期.考察白诗评价一路走高的原因,既缘于对清初诸人极度贬抑白诗之偏颇的反拨,更缘于<御选唐宋诗醇>对白诗地位的钦定及由此形成的主流诗学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与白诗自身所具有的可供人不断解读的丰富内涵相关,与接受者不断提高的理性态度和鉴别能力相关.质言之,伴随着视野的拓展和认知的深化,清中期的白诗接受形成一道不可忽略的独特景观.     

黄庭坚俗词的艺术特征

黄庭坚的俗词历来受人诟病,甚至被归为艳词,其实他的俗词创作中艳词并不多,其俗更多地体现在语言俚俗。黄庭坚俗词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力求不俗"的美学追求。黄庭坚俗词有意识地采用民间浅俚语言,追求一种口语化的行文特点;借鉴民间词质朴率真的抒情方式,言情叙事毫不隐晦;还运用了民间文学常用的修辞手段,增加了作品的谐趣。但是,他的俗词创作中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比如,运用了一些地域性和流传性很受限制的方言俗语,创作态度过于游戏,失去了词作的内蕴和审美旨趣。     

亲情的真谛

二十七个年头,一万个日日夜夜,王金美和丈夫张墨池悉心照料精神失常的妹妹。 小巷深处,一对老人用爱诠释了——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文学作品中“魂与身”模式故事的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魂与身"的故事。细加区分,可以将这些故事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人死后灵魂脱体的故事;二是生魂离开活体的故事。文章对这两类有原型结构模式的故事的发展作出简要概括,并试图从文化学批评中的宗教批评和原型批评两种视角对其形成背景作不同的阐释。     

如果梦想的代价就是失去你

杨德超是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毕业的研究生。他写过一封长长的帖子,题为《致父亲的信:一位硕士生对姐姐的深切忏悔》,贴在网络,叙述了离家出走已经三年的亲姐姐曾经遭遇的痛苦经历,并谴责整个家庭对姐姐的冷漠敌视,反问"难道贫困真的可以磨灭我们心中最起码的     

泥塑神像与原始意象——以山东郓城泥塑神像为个案

人们信崇的神祗是一种原始意象,是人类几千年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并且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仍有很多人对泥塑神像虔诚地顶礼膜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希望通过泥塑神像把自己的情感意识注入到神祗意象中,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