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异表现在哪里?——解析萨伏伊《异域》

萨伏伊在《异域》里把美国南方视为一个不同于美国北方的“异域”,从系统力量之异、种族关系之异和种族心理之异的角度展现“异域”之异,揭露黑人的悲剧人生和白人种族主义制度的非人性和非理性.政治之异、司法之异和大众媒体之异显示了美国社会系统力量的冲突和内耗,抨击了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反人类性和反文明性.种族情结、种族疏离和信用危机引发的种族关系之异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人身安全,恶化了美国的种族关系;身份焦虑、歧视焦虑和越界焦虑通常会深化美国社会的种族心理之异,加剧黑人的双重意识危机,妨碍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全球变暖与历史学发展的四个论题

气候变化科学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史学具有重要影响。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不仅挑战了人类支撑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观念,而且挑战了后殖民与后帝国时代历史学家在过去20年来,回应战后非殖民地化与全球化势态时所运用的分析策略。现在的历史知识构建以人文主义史学关于人类历史与自然史古老区分的失效为历史学科的大前提,将人类视为一种地质力量的人类世观念严格限定了人文主义史学,要求资本主义历史与地球和人类进化的更大尺度的历史进行对话。有记载的历史与深层历史进行这种对话是一个探索历史理解界限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探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到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从反对现代化到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赞成"基层民主"到反对"基层民主";从追求生态正义到追求社会正义。这些变化表明其最终摆脱了深生态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最具红色标志的绿色思想。     

PBL理念下小班化合作教学的实践

正合作教学论既不是教师中心主义,也不是学生中心主义,而是两者兼顾并力求其均衡PBL理念指导下的团队建设为学校管理创设积极的工作情境和氛围,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教学,有利于充分发挥小班化教育的优势,调动学校各方面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协调师生关系,提高教学管理的效能。相关核心概念的表述及界定PBL理念     

东西方文化，谁主沉浮？——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简析

以物欲膨胀、残酷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伴之而来的却是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以及恐怖战争等人类生存的种种危机。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被孕育的西方文化,尤其西方人自己首先开始反省自身文化的弊端,进而产生了与现代主义相对的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一种主导的思维方式,它以科学、理性、统一性、一体性等为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于现代社会内部并对现代主义进行否定、批判、超越的一种思潮。它直接针对现代主义思…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审判权力的配置——以日本为视角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力配置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日本古代、近代以及战后审判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可知,日本一方面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解决审判带来的弊端,实现繁简分流,另一方面改革了传统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使大量的家庭纠纷案件和小额纠纷案件得以向专门法院或专门程序分流,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这对优化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环境伦理学定位的思考

当代环境伦理学家为人类保护环境确立了不同的伦理定位即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本文认为环境保护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人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为环境保护提供伦理基础。     

犯罪观的“交锋”:“刑事和解”与传统犯罪理论

“刑事和解”的出现显示了对犯罪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以传统犯罪理论为背景,以比较分析为基本路径,可以全面展现两种犯罪知识与理念的“交锋”。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对犯罪的不同理解根源于观察路径和方法论立场的重大分歧 :传统理论着眼于“远距离观察模式”,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犯罪观;而和解理论则立基于“近距离观察模式”,发展出“被害人中心主义”的犯罪观。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下,两者在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法律关系及被害人同意等问题域中,产生出辐射性的对峙与紧张。作为某种反思性的维度,“刑事和解”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为重新估价和改进传统犯罪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几种伦理境界及其意义

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自对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从对传统的强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的批判到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西方传统伦理学不得不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到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中,体现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伦理应对,这无疑是人的伦理境界的进步。而从动物解放/权利论到生物平等主义、再到生态整体主义,伦理的对象已逐步从人及其社会扩展到了动物界、生物界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尽管这使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但人的伦理境界也在被不断提升,充分展示了人的伦理潜力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伦理追求,体现了人对自身的超越,也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伦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