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辛亥鼎革后清末保守士人心态之比较——以《恽毓鼎澄斋日记》、《退想斋日记》为中心

辛亥鼎革后,由帝制迈入共和的清末保守士人,面临时代遽变带来的种种冲击,多少都有一些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在不同的士人阶层中既相似又有较大差异。恽毓鼎和刘大鹏即为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二人日记的记述中,既有对清帝退位的共同哀叹,又有对袁世凯称帝的复杂心情;既有对民初剪发、改历的不同反应,又有对国家命运、民生多艰的共同关切。通过比较二人在面对共同问题时的心态,可以体味到清末保守士人在辛亥革命之后心态的复杂性。     

魏玛德国晚期的民众心态与纳粹党的崛起

本文试图就1929-1933年间魏玛德国各阶层的国民心态分别进行描述和分析,以便揭示国民心态对德国民众支持纳粹党上台执政之间的关系。受到历史环境、时代精神、自身社会阶层和政治宣传等因素影响的魏玛德国晚期社会各阶层的国民心态可谓是纷繁复杂,其中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异存在。但是总体上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国民心态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德国民众在选举中选择支持纳粹党和认可纳粹党上台执政。     

易车：以开放心态谋产业共赢

“我们是更敢投入、更看重未来趋势的公司，我们要的是最终的胜利。”也许这就是易车在竞争面前举重若轻，以开放的思维在产业端布局，并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原因所在。毕竟，短暂的胜利是匹夫之勇，长久的胜出才是王者之道。     

心态史视角下的孙宝琦与辛亥山东独立

辛亥革命时期,末任山东巡抚孙宝琦既效忠于清廷,又对革命党人持有恻隐,希望清廷与革命党人实现政治和解。但是,他面对省内的独立呼声和北方清廷的双重压力,无法从容转圜,从而陷入彷徨不定的心态纠结中。孙宝琦先是被迫宣布山东独立,当袁世凯指使第五镇反对独立后,孙宝琦即秉承袁世凯旨意,宣布取消独立。山东独立的波折造成了孙宝琦政治人格的分裂,使其长期受到负面评论,但是客观上却使山东避免了南北冲突的战火,因而应当予以充分理解。     

明清文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谈到科举,便会与"八股""害人""毒害""愚民"相联系,并且在公众视野中那些誓死抵制科举的文人一定抵制的是科举制度,笔者对该说法提出了质疑,便提出该考究,意在通过研究抵制科举的明清文人代表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张士诚如何成“张王”——张士诚民间形象的塑造与文本化的再诠释

作为元末争霸天下失败一方的张士诚,虽然在明清的官方史书中被描绘成地方贼寇,但是在以苏州、泰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依然被奉为“张王”.“张王”的形象,主要来源于自明至清一直延续于民间的“张士诚记忆”.在清代之后,地方知识精英亦加入重塑张士诚形象的行列之中,在各自的文本中重新对张士诚的失败进行再诠释,将其描绘成得民心而逆天命的悲剧英雄.在此形塑过程中,张士诚本人的形象日趋模糊化,与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诚距离越来越远.塑造“张王”形象的背后,实际蕴藏着民众对轻徭薄赋的渴望以及知识精英力图展现地方话语的诉求.     

塑造阳光心态 建设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新疆有大量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工作要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从我做起,使人的身心达到和谐,使社会的每个人都拥有阳光心态,即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摆正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才能以饱满的热情建设和谐社会。     

我们拿高考怎么办

1905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廷废除科举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被他们埋葬的科举，居然会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名义，部分地还魂了。至少，两者在形式上很相似，都是由统一的机构出题并且组织考试，而且将学校考试和官员准入考试结合，凡是考上大学的，就意味着有了准官员的身份，毕业就是“国家干部”。     

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

纲鉴史书兴起于隆庆年间,盛行于万历年间.适应科举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和明确的为科举服务的主旨.它在明中叶以后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其影响上至帝王大臣,下至百工村妇,甚至还流传至国外.同时,纲鉴史书的内容还被其他书籍所引用、论证.纲鉴史书的这种影响力典型地体现出它的史学普及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