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流坑董氏家族教育的科举性与家族性

本文从流坑董氏家族教育的科举性和家族性两方面探讨了其教育的特殊性及表现,具体包括教育内容、阶段、方法、师资、资源、管理等,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流坑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

产生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此后封建国家简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唐王朝社会各阶层表现出种种不同态度,其中士族阶层的态度最值得注意。士族对科举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抵制与攻击、羡慕与渴求、把持与操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阶层不可避免的衰落、转化以及它的反抗、挣扎,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意义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从明代状元策看明代民生问题

明代殿试策对民生问题重点关注,状元策论的回应具体切实:明初百废待兴之际着眼于户籍田制问题,明代中期以节冗招抚应对民困民乱,在国匮民穷背景下务求保民恤民,这些状元策论彰显了"经济之文"的价值与意义.     

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冲突”

元顺帝时期的罢废科举,体现出以许有壬为代表的儒士集团和以伯颜为代表的蒙古势力在诸多观念上的冲突,大端有四：举子是否赃败,科举人才是否可用,士人是否欲求物质私利,科举是否妨碍蒙古选法。这些冲突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元代科举之罢废,是元代作为“征服王朝”政治生态的一个集中体现。元代科举的推行时间较短,选拔人才有限,这是导致元代吏治腐败、运祚不长的重要原因。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聊斋志异》隐喻寄托模式探微

《聊斋志异》中叙写秀才落第的题材是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隐喻是这类题材主要叙事方式。其中,叙落第伤悲,恨司衡无目,抒知己情怀,摩绝望心态是核心内容。此种形态既与作者诗词传达的真实情感相通,又显示了作者对个人人生经历一种掩饰与回避。而直接显露身份则是落第情结萦怀过重的释放。因此,隐喻寄托模式表明作者对小说是虚构叙事的理解是处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