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贤相杨绾墓志发微

为研究杨绾其人,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杨绾墓志》等墓志志文和考释相关文献,对杨绾的为官经历、品行与修养、葬地少陵原、唐代科举存废之争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杨绾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中唐贤相的家族世系、生平宦迹、婚姻、卒葬以及品行修养等方面的情况;杨绾、贾至等提出贡举之弊,主张置孝廉科、力田科等,引发时人在思想观念上趋向以致用之学取士,中唐制科出现向儒学化靠拢的变化;杨绾清廉俭朴、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在朝臣中起到了榜样和导向的作用;墓志中有部分内容与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记载一致,还有包括杨绾的出生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等许多内容能够补传统文献记载之缺, 杨绾兴廉察孝的主张也为解决这一时期中唐科举存废之争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墓志志文多处可与文献互证,对于中唐史事的研究多有裨益。     

诗人总被状元累——文天祥前期诗歌创作琐谈

文天祥的前期诗歌创作多是题咏匆匆、酬应琐琐之作.这与他的状元出身及当时的一般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在当时社会普遍崇尚进士,尤其是状元的科举文化大背景下,文天祥也难以免俗而写作了一些无聊作品.如果不是遭遇世事板荡,国难当头的大变动,那么他也不过是位平庸的状元诗人.     

路德八股文批评述论

清代著名教育家路德的八股文批评理论体现了清代陕西书院教育的特色,与清代学术思想、士人培养和八股文风等有着密切联系。他主张融和汉学和宋学,在教学中注重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强调书院教育对于科举取士的培养作用。路德指出性情涵融是八股文章走向经世致用的根本,从而强调学习写作之中主体心性的涵养工夫;在八股文体上,维护清代清真雅正的衡文规范,又重视时文风格的与时俱进,并指出以读书研理为本,下笔行文才能写出高品质的八股文。     

从明代状元策看明代民生问题

明代殿试策对民生问题重点关注,状元策论的回应具体切实:明初百废待兴之际着眼于户籍田制问题,明代中期以节冗招抚应对民困民乱,在国匮民穷背景下务求保民恤民,这些状元策论彰显了"经济之文"的价值与意义.     

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探析

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对科举考试意义重大。清代科举经费名目繁多,科场供应事务纷杂。为了有效管理,清廷对科举经费制定了相应的核销、监管、稽查和处罚制度,并要求厉行节省,因时投入;对科场供应要求由专门机构与人员负责,妥善保管所供物资并例行检查,在供应方式上要求统一供应,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作出调整。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兼具规范性和灵活性,目的是为了保障科举考试的顺利进行和科举制度的有效运作。     

阴德果报的功名观——科举制度下金代文人的社会心态(二)

阴德果报的观念自先秦时期产生以来,对世人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而到了科举时代,这种阴德果报的观念又与科第功名联系在一起。金代社会中,人们总是把进士及第看成是父祖的善行在其子孙身上的回报。诸如仗义施财、治病救人、为官爱民等等,都会给子孙带来功名上的福报。阴德果报的功名观念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向善之风,有利于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得到当权者的默许与肯定,愈加盛行于世。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唐宋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 ,科举制度使士人分为上下两个阶层。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关系入手 ,探讨下层士人作为远离权利的边缘群体在社会上的作用。     

士人视野的清末科举改革——以《恽毓鼎澄斋日记》为中心

在清末科举改革风潮中,身处士林官场的恽毓鼎对科举之变,初始时抱着是一种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而当改革进入了制度本身的颠覆时,出于对道统将绝的焦虑,恽氏又对其质疑,再到极力反对,个中缘由,其日记可见大略,恽氏心态轨迹,似可见当时一般士人对于科举兴废之态度。     

宋代文体类聚及相应文体学的兴起

宋前文体类聚的基本脉络,一是基于韵、散的文笔之分、诗笔之分到诗文之分,二是基于骈、散的古体、今体之分,两种类聚又相互交错。宋代文体类聚形成新特点：一是韵文文体和散文文体分途发展,二是散文领域“古文”和“四六”相互对立,画地分疆,与作为考试文体的“时文”三足鼎立,古文、四六和时文三大文类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三大文类的形成,促使宋代对文体的研讨向相应的类聚文体学发展,先后兴起了四六文体学、古文文体学和时文文体学。宋代类聚文体学的兴起,开启了面向多元需求类聚文体、指导文类创作实践的新途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体学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