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

科举是一个含义丰富复杂、具有动态特征的词语.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论清代试帖诗

清代在各级考试中推行试律,尤其是乾隆帝的科场革新,激发出士林学诗的热情.为指导试律创作,清代出现不少试律话和试律选本,兴起了一个试律研究的高潮.试帖诗当以时文法为之和必工诸体诗而后可以工试帖是当时主要的两种主张.经过几代人的历练积累,清代试律名家名作倍增,远胜唐朝,成为清人的重要标榜之一.试律工巧有余而情感不足,其品级定位不高;但虽为干禄之文,却未遭到激烈的批判.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金朝科举与文学

金朝的科举制度对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作家队伍的整体素质,影响了整个文坛的基本体貌,促使一朝文风的形成和转变。科举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既是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驱动力,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变为文学发展繁荣的阻滞力量,呈现出两重性。     

朱熹倡导的应试动机及其影响——科举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朱熹主张以经义取士,倡导文行一致的应试动机并身体力行。这种应试动机影响了南宋以降科举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顾炎武、吕留良等人均肯定作者潜心儒家义理境界、砥砺身心、应试时以所学接受挑选的八股文。今人不顾及他们对八股文的总体认识,列举其抨击庸滥八股文的言论作为他们全盘否定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的依据,不符合其原意。     

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以文武举士的变化为例

明清时期,是淮河流域环境负向变迁时期.受黄河南泛的影响,地处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该地社会生活与习俗也由此发生相应变化.作为环境变迁的一种社会应对形式和手段,崇尚武功在皖北滋蔓并成为普遍风习.与明清以来皖北地区武功盛郁风习相对应的,则是文事的日渐衰微.本文从科举士入手,通过对皖北明、清两代文举与武举数量及其进士、举人结构的前后变化,对其社会变迁加以考察.研究表明:文举方面,清代皖北进士、举人数额较明代大为减少,高层人才萎缩,教育下滑,学人及其著述减少;武举方面,清初以来,皖北尚武之风颇炽,社会热衷于武举,武举人数因此猛增;学额与举士数额间的比较,则反映了皖北社会明清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的变化,清代尚武风习颇盛.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