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素质和选拔各民族各阶层人才的有效途径——读《金代教育与科举研究》引发的思考与启示

兰婷教授《金代教育与科举研究》一书,对金代"尊孔崇儒""发展女真民族文化教育"和"任用士人推行汉法"三大文教政策指导下的汉式教育和女真教育、汉式科举和女真科举两大教育科举体系以及教育与科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和研究,不仅揭示出金代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培养国民国家认同意识和提高国家建设及其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科举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增强人才选拔客观性、实现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才流动、丰富国家管理智慧的比较有效的手段和途径等观点,还论述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从中可以获得某些历史启示。     

试论晚明复社成员的学术活动及学术修养——以时文写作与评选为考察中心

复社是晚明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文人社团,其成员的学术活动构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流变的重要环节。复社成员以时文为中心的学术活动对崇祯时期的时文写作和评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复社成员对时文的过多关注也极大地降低了复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北宋贡举再探——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

北宋中期正处于科举由“系列事件”向“制度”转变的关键转折时期，科举机器已经确立，从皇帝到士大夫就其重要性也达成了共识，但存在着从科举内容到科举定位的种种分歧。欧阳修对行政人才教育方式与选拔标准的反思、对士大夫知识权威建构的努力、对科举制度化的贡献，直接表达于其知贡举的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结合法国史学与社会学理论，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再探北宋贡举。结合“活”的制度史研究与法国史学“个案研究”理论，以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事件”切入，将科举史、文学史、水利史、制度史、政治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综合分析考场策问、考生籍贯，以及欧阳修公文中对“事体”的论述等，最后借鉴法国社会学理论作观照和理论阐发。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任人唯贤”的制度悖论——以明代科举为例

本文总结了人才选拔的三个重要制度目标，即公平性、匿名性与有效性，并以这三者间的矛盾和取舍为框架梳理有关任人唯贤的文献与历史实践。基于我国科举制巅峰时期(明代中期)的制度细节和对中国传记数据库中12752名进士信息的量化分析，本文揭示了集中式人才选拔制度在其设计与执行过程中的悖论，即难以同时协调上述三个目标之间的冲突。研究发现，任人唯贤作为一种社会选拔制度，既受制于选拔者的能力与私利，又受制于区域或个体间的起点不公平。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清末科举改制中的州县校士馆与新学课艺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