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文话》看策的文体特点

策是中国古代科举最重要的文体。学术界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证科举试策的程式,尚未论及策的文体特点。历代文论家对策的分类各不相同。因为是应试文体,策带有浓厚的制科习气。人们对历代杰出的策文及其作家作了深入的分析,值得后人借鉴。《历代文话》未收策学类著作,十分遗憾,建议再版时补上。     

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述

为了格致实学、陶铸人才,清末最后两科进士被要求进入京师大学堂肄业,于入职之前接受西学教育,大学堂因此专设进士馆。1906年8月,科举已停,不再开进士,馆内学员不继,难以久存,因此变通进士馆办法,将甲辰科进士学员资送日本游学,癸卯科进士仍留馆中直至毕业。1907年初,进士馆迎来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馆内毕业学生,共计内班77人,外班28人。以内班毕业学员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变革时代的职业与人生选择,勾勒其作为"过渡社会群体"的特定影像,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变革时代中国所经历的冲突与熔融。     

桐城派与汉学派的制义之争

桐城派与考据学之间并非只是意气之争,也非学术之争所能涵括,两派之间许多激烈的相互诘责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桐城、汉学两方都有不少学官掌一方之文衡,其出题各有偏重,其衡文标准则往往南辕北辙甚至针锋相对。总体上看来,桐城派与汉学派在科举取士中一偏重于文,一偏主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宋以来的经义、辞章的矛盾在清代的延续。     

求真: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求真是科举研究超升为科举学的原始驱动力,也是年轻的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必须坚守的品格。为了求真,研究者首要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求真的过程中,要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抱有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坚持“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     

历代状元知多少

通过对１０余年来所搜集的历代状元资料的整理、统计,考证出历朝应有状元：８８６名;可考出姓名或姓的状元：６７４人;其中,除其状元身份与夺魁年份外,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传记资料的：５０７人。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逐渐形成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专学。科举学的形成,经历了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走向理论探讨与专学构建的过程。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分散走向综合。21世纪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将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     

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悲剧命运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论科举制与明清社会秩序建设的耦合——以山东临朐冯氏科举家族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巨大系统,科举制度的推行是与这个系统相互配合得较为良好的一个环节。它已完全超越了选官本身的意义,而成为集中体现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标志:它调动了宗法制的积极性,并将之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开放性;它倡导了追求礼法的价值观念,成为凝聚人心的坚韧纽带,有效地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念的普及;它强化了社会分层的等级意识,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相对和谐的稳定秩序。山东临朐冯氏家族的发展史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诠释。     

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借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有益于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理解,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