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浅析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贵州地区科举取士政策变化

明代是贵州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嘉靖年间,明朝最高统治者逐渐重视地处西南咽喉之地的贵州,加之贵州官员和知识分子对贵州独立开科的积极争取,于是,明中央政府最终对贵州地区的科举取士政策进行改革.     

唐宋以来漳州科第盛衰及其原因探究

唐垂拱二年(686),经陈元光奏请,在泉、潮之间设立漳州.一百多年后,漳州士子开始崭露头角,周匡业、周匡物兄弟以及潘存实相继登科.两宋以来,漳州科第蔚然可观,尤其是明中后期,更是漳州科举史上的辉煌时期,但自清中叶以后,漳州科举却走向衰落.影响漳州科举盛衰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与唐宋以来漳州的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官吏对教育的重视与引导、教育资源的分配以及漳州的社会风气和人文特征等因素有着内在的联系.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探析

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对科举考试意义重大。清代科举经费名目繁多,科场供应事务纷杂。为了有效管理,清廷对科举经费制定了相应的核销、监管、稽查和处罚制度,并要求厉行节省,因时投入;对科场供应要求由专门机构与人员负责,妥善保管所供物资并例行检查,在供应方式上要求统一供应,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作出调整。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兼具规范性和灵活性,目的是为了保障科举考试的顺利进行和科举制度的有效运作。     

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借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有益于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理解,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     

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明代文人与行卷

行卷是由唐代科举衍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很多士子借助行卷的方式得以登第。但宋以降,由于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降低了行卷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学者大多认为,行卷在唐、宋之后便不复存在,但实际上,行卷之风在明代中后期再次兴盛,士子又奔竞于名公贵人之门。明代文人的诗文集收录了许多有关行卷的文章,特别是明代文人相互标榜及结社等风气的盛行,为明代行卷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对文人心态、社会风气等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