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

清代《科场条例》中有一项禁令：＂不准临场条奏＂。即在乡会试前数月内,不许奏报有关科场条例的变动事。这一规定形成于乾隆时期,此后,为内外臣工所遵循,且一直延续至清末。嘉庆、道光、咸丰诸朝,不断有官员违例条奏被议处。同治以后,处罚渐宽。＂不准临场条奏＂的目的,一是＂使士子潜心诵读,不必纷更成例,以扰其心志＂;一是临场的组织管理工作不致混乱。从清代科场条例变动的实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力求稳定的原则是贯穿始终的。总之,不准临场条奏的真正意图就是力求稳定,它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成熟,以及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     

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简

明代唐宋派领袖唐顺之不仅以古文创作享誉文坛,亦是明代最为著名的时文大家之一。作为明代“以古文为时文”的开创者,其时文创作善于借鉴古文散体单行的文体形式以及错综变幻的篇章结撰之法,对明代时文的八股既有体式发起了巨大冲击,开创了明代时文写作的新局面,为八股文在明清时期的繁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弘治十二年科场风波考述

弘治十二年会试 ,李东阳、程敏政为考试官。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鬻题与举人徐经 ,敏政、经俱下狱 ,祸连及江南才子唐寅。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资料 ,对诸史所载该风波涉及人员进行考辨勘误 ,并得出程敏政未曾鬻题的结论。     

“春”与唐代科场试诗

唐代科场试诗频繁地出现与"春"有关的命题。这些命题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命题中直接出现"春"字,二是命题中没有"春"字,但却蕴含表现春季的意象。考生在根据命题做诗时不能只描写客观景物,还要表现出自己的学识、胸襟、抱负、品格等等。这些与"春"相关的科场试诗不仅勾画了独特的长安春景图,构建了帝都文化,还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风俗。     

祝允明的古文观

以55岁罢试就选为界,祝允明的仕隐观、古今论、古文观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前后期变化;祝氏早期对古文写作的偏好与吴中博古、家学传统等有关,其文复秦汉意识甚至早于弘治末才开始起事的前七子十几年,由于科举仕进的需要,其时对时文亦采取务实包客的态度,古今观中并无崇古卑今的思想;后期放弃科举仕进的道路,开始厌弃时文,文章复古观中趋古论思想明显,尤其体现在其"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的文统观中.     

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的接受

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表现出多层面的接受。在现存科场试诗中,主司首先以正经或注解为题,其中存在取用原句或化用经意的区别。在题目规定下,考生根据题目出处以诗体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经义的理解。在行文中,应试者常援经入诗,不仅表现出深厚的经学根底,使应试作品显得经学气息浓郁,更折射出当时儒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具有温柔敦厚特质的儒经影响下,偏于颂美的应试诗表现出了突出的含蓄美特征。就命题侧重而言,《礼记》堪称大端,这是与唐代尊经重礼的文化导向相一致的。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从《时文蠡测》看袁守定的八股文观

袁守定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精于术数、吏治之法。就其文学思想而言,影响较大的多部文论史著作都没有袁守定之名,但时下已有学者就其对文学相关问题的论断作过专门探讨。相比较而言,袁守定最为人忽略的莫过于其八股文思想,他在《时文蠡测》中对八股文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同八股文的正统地位及教化功能,推崇清真雅正的文风,强调八股文的文品与写作者人品,追求自然的篇章结构,批评当时不良的学风。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