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与楷法

应试时文畸重楷法,唐、宋(金)偶有其例,故为肇始,明代“馆阁体”成,试文书有定式,故为发展阶段。清代前期大畅其势,道、咸之际达到高潮。除各个时代特殊的原因以外,应试文内容与书写形式的契合,主试者笃信“书如其人”的传统观念,应试者以楷书体现“顺民”性格,这三者是应试时文畸重楷法的更为隐蔽的深层共性原因。     

明末的科举反思与学风转型——兼论明末、清初士人对科举的不同态度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     

北宋李昉“科场舞弊”案之深层文化意蕴

北宋开宝六年（973）的一宗＂科场舞弊＂案,直接催生了科举考试中＂殿试＂这一考试形式,为之后的科举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李昉在事后受到朝廷的处分,这一案件本身也被固化成＂历史常识＂,但是通过对此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我们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李昉与赵匡胤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后周政权重要人物的李昉最初对北宋新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案更多出自史家们的话语构建,而并非历史上的一宗铁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也会给我们带来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启发。     

试论晚明复社成员的学术活动及学术修养——以时文写作与评选为考察中心

复社是晚明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文人社团,其成员的学术活动构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流变的重要环节。复社成员以时文为中心的学术活动对崇祯时期的时文写作和评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复社成员对时文的过多关注也极大地降低了复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清代雍、乾时期“吕留良案”新探——以吕留良时文选评为考察中心

目前关于吕留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学术和政治思想,而作为他一生用力最勤的事业——时文选评,却鲜有学者关注.吕留良坚持道以文传、以文存道的文道观,他的时文评语也以宣扬程朱理学为一以贯之的目标.他的思想通过这些风行海内的时文选评影响着南国的士子,遂引发雍正、乾隆两朝的“吕留良案”.为统一人心、控制舆论,雍正、乾隆相继围绕着吕留良的时文选评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八股文的改革和对吕留良著作的处理.这些措施既有相沿又有变化,八股文改革从讲究理法兼备走向注重经史根柢,吕留良著作也从允许公开流行转为全面禁毁,反映出两朝的文化政策从独尊理学转向尊崇汉学,并且在思想控制上愈趋严厉.     

宋代科举与理学——兼论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

理学在南宋初开始介入科举考试,但后来备受秦桧的压制,到孝宗时才得到较大发展,而在"庆元党禁"中又遭到沉重的打击,一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宁宗后期,特别是大倡理学的宋理宗时代,理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登上了统治阶级官方学术的宝座,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全面影响到时文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下启元、明两代.宋代科举考试中理学地位和影响的起伏消长,说明科举与官僚政治及学术思想领域的斗争,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始终是连带互动的;而代表封建社会后期学术发展方向的理学,迟早要占领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