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田野、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召开

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中国化”,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界探索的重要问题。本着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未来发展意旨,近年来,回顾和反思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历史。     

《极地》的空间叙事研究

以西藏题材人文纪录片1位人物形象,给观众全景式地再现了西藏人民生活的朴实、勇敢、纯粹、乐观、和谐。自然之美、和谐之美所表达的是人性的美好。     

岩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研究为例

欧洲洞穴岩画研究,始自20世纪初叶,但真正有较大进展是在20世纪中期,从学科与方法论上划分,可大致看到两条线索：一是欧洲艺术与考古学方法的进展线索,偏重于实践考古学的理论拓展;二是人类学阐释理论的介入,更多是岩画目的与功能的哲学探讨,在研究上更偏重早期人类精神与视觉传达形式与表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国际学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其研究方法上都显示出两者的结合。     

康德与“phronesis”——基于康德的人类学构想重思其道德哲学

康德的道德哲学因拒绝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实践智慧”(phronesis)闻名于世。在批判时期的经典作品中,康德对待“明智”(Klugheit)的态度看上去非常消极,明智命令式作为假言命令式与道德命令式作为定言命令式的关系是排他的。但随着学界对其非经典作品比如《人类学讲义》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论断对康德批判立场的全貌而言并不充分。“明智”作为实用命令式,并非仅仅是技术命令式,它可以被视为选言的,因而与道德相容,并非工具理性。康德对人类学的构想可以证成这一点。广阔的“明智”领域与判断力相关,目的论判断力和经验磨砺的实践判断力是我们沟通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理学的桥梁。     

门与墙:一种合作的而非分离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人类学需要走出一种围墙的界限,需要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知识相互间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一种之前文化分离观念的自然养成,由此而要去反思曾经社区的、区域的以及模式的文化研究之缺陷和不足。人的精神是相通的,观念之间不会因为围墙和大门关闭而不发生沟通。人类学未来的希望则在于一种跨出边界的合作人类学的成长。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涉藏资料研究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一所兼具博物馆功能、培养博士研究生教育功能、大学共同利用机构功能为一体的世界一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对涉藏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前后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主要是20世纪初由青木文教从西藏带回日本的民族志资料;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川喜田二郎等人组织的社会调查队在尼泊尔等喜玛拉雅藏系社会的调查资料;第三个时期是中日建交后通过“中国民族文化宫”收购的一批民族文化资料中的涉藏部分。这些资料对今后的藏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土家族“三代还宗”的人类学解释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有返祖还宗的风俗习惯，当地人称此现象为 “三代还宗”“返祖”或“二姓”。此现象可分为三种类型：怀子再嫁、过继养老、入赘。“三代还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相互接济、彼此共担的过程，再嫁、过继或者入赘的人家到了孙子这一辈人，认为养育之恩、父母之情已经报答，需寻回生父，找回自己的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尽社会道义的责任，对维系土家族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