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论马克思“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

劳动范畴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贯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中心线索,在劳动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目的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进而建立劳动分配正义理论,达到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存在。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分为两个方面:即劳动的积极方面和劳动的消极方面,或者称之为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批判劳动的消极方面,才能拯救劳动主体变劳动的消极方面为劳动的积极方面,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联合体"。     

热情－积极心理学视角

热情是当代积极心理学重要研究领域,本文探讨了热情概念、结构、测量与发展,并就热情与社会环境、人格特征、健康因素、情绪状态、人际关系、专业绩效、工作满意、幸福指数相关研究进行了阐述。应关注热情理论,加强热情研究、拓展热情应用。     

荷兰的文化税收政策及其问题

荷兰政府为了实现其预期的政策目标,往往使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等多种政策手段。税收政策是经济手段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其重要性日趋上升。荷兰的文化税收政策作为其税收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一般税收政策的普遍特点。作为荷兰文化发展的资金来源,其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政府的直接补贴。本文以荷兰的文化政策模式为背景,将文化税收政策置于荷兰税收政策的框架内,主要就荷兰如何运用积极的文化税收政策来实现文化政策目标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经济基础、政府形态及其功能性分权理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以及政治行为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需要有为政府对公共资产进行有效经营管理以保值增值。有为政府的效率导向意味着公共权力之间的协调优先于制约。政党与国家的整体化由于更有利于协调而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政党与国家的整体性并不排斥包括具体政务分工与抽象功能分工在内的政治分工。政治分工是国家治理复杂性的必然要求,分工的专业化提高了权力运行的效率;另一方面政治分工必然带来的政治分权又为权力的制约监督提供了基础。     

论增强大学生的幸福感教育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在此基础上的幸福感教育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对于创新思政工作的方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对幸福感教育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个体优势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发挥人的优势而不只是弥补人的缺点成为当代组织与管理研究的焦点之一,具体体现在积极心理学、积极组织行为学及积极组织学术的形成与发展之中。个体优势是指那些能让人感到充实与力量的品格特征或才干,也是能带来高绩效的个人惯有思维、感觉与行为模式。个体优势主要包括品格优势与才干优势两类,对应的测量工具为优势识别器与优势价值行动问卷。微观层面的研究表明,个体优势能对员工主观幸福感、职业呼唤、个人绩效及组织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而在宏观层面上,个体优势与相关理论、实践的融合可以或已经产生了新的学科、领域及研究主题——优势心理学、积极组织行为学、积极管理范式、基于个体优势的工作重塑等。未来应关注优势理论与其他学科的进一步整合、优势干预、影响机制及中国情境下的实践研究。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高校退休教师社会参与研究

高校退休教师具有声望地位高、专业知识丰富、国家保障充足、社会参与意识强等特点,是重要的智力资源。但他们在社会参与中,存在法制不健全、就业岗位少、参与机制不完善、知识成果宣传不到位、与在校师生交流少、社会老年歧视观点、自身意识等局限。因此,应完善法律规范,丰富参与渠道,健全参与制度,使参与机制常态化,加强与师生交流,注重成果宣传,创设尊老环境,树立新型老龄观等,更好地保障高校退休教师社会参与。     

大转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新取向:无为而治与积极有为

中国的人口发展态势正处在一个大的转折过程之中。人口政策继开放“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后必将适应新的变化格局而作进一步调整,由此进入一个“后计划生育时代”。以发展为导向的“大人口观”作为思想引领,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废止目前人口政策中生育控制内容,是下一步完善人口政策使其合乎逻辑的变化方向。未来的人口政策在生育水平上应该无为而治,在人口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方面则应积极有为,须要围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政策完善,如消除人口流动壁垒促进城乡融合,促进国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和健康事业发展,追求性别平等在内的包容性发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优生、优育、优抚、优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