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法律制度移植冲突论

本文从诉讼法律制度可否移植、是否应当移植这一关于制度移植的基本问题入手,在得出法律制度包括诉讼司法制度移植重点在于移植必然遭遇具体制度或操作问题上的难题的结论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诉讼法律制度移植中不可回避的四大问题和困难,通过大量具体例证的阐释说明,一方面展现中国诉讼法律制度移植的现状,一方面更力图表明诉讼法律制度移植应着重关注的要点。     

论民族性格对法律移植的影响—理论与模型

本文把“民族性格”理解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民族的整体行为特征，即所有或多数成员的行为体现的整体倾向。民族性格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成不变，但必须在特定的“问题话境”中才具有意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是民族性格与法律移植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了二者的摩擦；民族性格与法律移植之间同时又具有塑造与反塑造的影响机制，则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契合。运用“民族性格的可变性”、“民族开放程度”和“法律移植的成本”等指标，可以构建一个模型来解释民族性格对法律移植的影响。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及发展的重要意义。     

吉林快跑背后的“王岷速度”

2006年12月初,王珉就任吉林省委书记.2年前,被寄予厚望的王珉由苏州市委书记调任吉林省代省长,人们希望他能在吉林成功移植苏州经验.2年来,吉林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2%和1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连续两年超过50%,实际利用域外资金增长1倍以上.在吉林跑起来的背后,鲜明地打上了"王岷速度"的烙印.     

梭罗对中国生态思想的实用主义改写

梭罗的生态思想深受中国生态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在移植中国生态思想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实用主义改写。挖掘梭罗对中国生态思想实用主义改写的深层动因,不仅能够更加清晰地梳理中国生态思想对梭罗的重要影响,同时能够呈现这种改写的双重价值：既促进了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又为中国生态思想的具体落地提供了方案,突破了中国生态思想的固有局限性,为中西生态思想以融合的方式解决世界生态问题提供了依据。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实践中法官的审理逻辑更复杂。以我国西南地区的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例，我国的基层法院一方面按照法律程序对环境侵权案件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在审判中“坚持服务大局”，因此，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做文章”是一项不得已的实践策略。自由心证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法院，以新教革命之后“良心必须是自己形成的”原则为伦理动机。自由心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如何，不仅取决于法治的顶层设计是否完善，还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实现“生活之道的伦理理性化”。     

法律移植问题简析

法律移植是人类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互相交流和借鉴的必然产物.中国法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既要保持中国特色又要与世界接轨,因而移植是不可避免的.本土化则是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对待法律移植,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吸纳,应当加强选择,"择善从之".     

从“免疫”到“移植”：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的转换逻辑

“移植”作为生物学和医学概念,被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发展为一种政治哲学概念,用来解释自我与异质性他者的关系。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思想实际上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先是由传统的暴力性免疫机制转向保护性的“移植”机制,再由保护性的“移植”机制转向共生性的“移植”机制。他认为“移植”机制是生命体内真正的“自我免疫”机制。尽管免疫机制两次转向的特点和结果不同,但它们都不再以绝对否定的方式排斥和抹杀所有异质生命体,而是同异质体融为一个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免疫共同体。     

法治理想与公共领域的转型

法律移植是建设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必要路径,既要考虑到法治的普适性也要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和地方性。传统中国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高度统摄,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治理模式在事实上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相对中立的士绅阶层的生长对于国家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化解了高高在上的法律的冰冷,使之得以被民间接受,另一方面则将法律的实施效果反馈到上层,最终达到法治。正是由于这种惯性,现代中国的法治国理想依然取决于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熟。     

“文本”间修辞移植的文化体例——析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

该文从文学文本入手,探讨经过修辞移植后的电影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笔者以莫言的小说为例,分析了文学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表现。从小说《白狗秋千架》到电影《暖》两种文本间成功的修辞移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大众文化语境对文本修辞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