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价值均衡：现代和谐宪政建构的必由之路

审视现代西方宪政制度运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价值冲突,本文认为,寻求政治价值的某种均衡与和谐,是现代宪政发展的必然选择。寻求政治价值均衡既是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相互博弈的合理抉择,也有着厚实的理论基础。从政府权力运用这一维度来考察,实现政治价值均衡的路径主要是解决公共权力"有限"与政府"有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权力"有限"的核心是建构多元化的、相互补充的有机控权机制;实现政府"有为"的基础是塑造有效政府,保障政府治理在实现公共性、公平性、回应性、开放性、合作性、凝聚性等方面积极有为,增进社会和谐。     

基于CC-Link网络的模拟自动生产线通信系统

现代化的自动生产线是多种现代控制技术的有机结合,利用网络通信将生产线的传感检测、传输与处理、控制、执行与驱动等信号传送给PLC,然后在其控制下进行协调有序地工作。文章以CC Link现场总线为基础,按照自动线的控制要求,依据网络通讯的原理,从而完成对CC Link主从模块的网络配置,并通过数据标志位的定义,来完成整个自动线的生产工艺流程,采用CC Link的现场总线,形成了开放式、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结构特点,起到了较好的控制效果。     

对中美排除非法证据若干程序的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亦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从比较法视角,对中美两国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内容进行对比与评析,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反思,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论《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以太岳区案例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权法制建设中,对贪污腐败问题进行了专门立法,即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文章通过对其在当时边区政权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它的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相关配套法规以及实践效果进行综合系统研究,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惩贪运作机制进行从立法到司法、从文本到实践的动态剖析,可以为今天的反贪机制提供一种历史维度的解读,为当代反腐的刑事立法及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浅谈婚姻无效制度

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对结婚、离婚的实体要件到程序要件均作了具体规定。但由于没有设立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致使婚姻制度不够完善。新《婚姻法》虽然设立了无效婚姻制度,但还社会各界仍有一些争论。本文试就从无效婚姻的概念、原因、构成、法律后果及设立婚姻无效制度的重要性等方面对婚姻无效制度进行论述,提出一些浅见。     

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程序、内容与机制

当下我国的司法审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法官在审理复杂疑难的案件时,面对国家法的空白、漏洞、不足时,如何对民间规则进行司法识别与适用,并作出适当的审判.一起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表明,我国司法审判的法源是国家法,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只是为了填补国家法的漏洞,应当严格适用条件,防止滥用,因此,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必须进行识别程序,这个识别程序包括民间规则的主张、举证以及查明三个环节,其中当事人与法官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当事人主张存在某项民间规则并予以举证;法官识别与适用该项民间规则.法官对民间规则的识别内容包括规范识别与效力识别两个方面.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我国应当建立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机制,主要包括设立法官识别民间规则的标准、以民间规则的汇编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     

我国民事立案审查程序之完善 ——基于实证的功能分析

对我国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某法院的民商事立案审查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民事立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功能与预期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虽然不予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在总受理的案件中所占比率较低,但以权力为中心的立案审查程序,反映了法院对审判利益的考虑超过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关怀.为了平衡和制约法院的立案权力,应当立足我国现实条件,构造一个权力技术和权利技术兼容并蓄的,具有开放性的立案审查程序.     

人证——我国警察出庭制度的构想

国家法治的发展必然要求更完善、完备的司法诉讼制度,规范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强化警察出庭作证的规范化,对于我国法制化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拟从刑事诉讼价值的角度来论述警察作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试讨论如何将我国刑事警察作证制度进行推广。     

基于ESIA方法的党政工作部门考核评价程序优化研究

党政工作部门的考核评价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其实施程序的优化是保证其良性发展的基础。ESIA方法是进行这种程序改良的前沿性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文章提出了优化考核评价程序的四个主要方面,即：清楚非增值活动;简化必要活动;整合零散流程;使任务自动化。     

中美财产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之比较分析——兼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

征地与拆迁等征收问题是我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征收行为的目的在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成为问题的关键。在实践中,一直以来由于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的模糊规定,导致了公共利益未起到限制征收行为的作用,反而错误的被认为是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依据,并成为滥用征收职权的保护伞。美国相对中国而言,其财产征收制度中对公共用途认定的标准与程序都较为成熟,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