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之间--以梁启超论宋明清理学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关于宋明清理学的论述 ,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 ,梁启超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思想启蒙健将 ,“破除蔽障 ,启蒙为先” ,主要从政治的角度阐述、评判理学 ,适应了批判封建主义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到后期 ,他淡出政坛 ,更多地用学术研究的眼光审视理学 ,较为广泛地论述了理学的一系列问题 ,出入于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之间。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评《宋明理学与文学》

治文学史者,最忌就文学而论文学,这一点早巳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但以往的文字史研究,大多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史的发展。因而对于文学现象的把握与阐释,难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回旋。近几年来,为了突破这种旧的格局,不断深化文学史的研究,学术界在接受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视角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通过综合研究来开拓文学史研究新格局的要求。随着观念的突破。     

谢铎的理学思想与浙东学派

谢铎是"茶陵诗派"重要作家,又是一位理学家.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浙东理学由清一色的尊崇程朱之学,逐渐开始了向新起的阳明心学转化的过程.谢铎继承程朱理学,又有较高的史学修养,从而使其理学主张呈现出经史互证的特点.通过整理台州的乡邦文献,他形成了较完整的台学源流观,这为浙东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此外,谢铎的理学思想又对浙中阳明学派有深远影响.     

明中后期书院的勃兴及其影响论略

明朝建立后 ,重视学校教育 ,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明中叶以后 ,书院由沉寂走向了兴盛 ,产生了重大政治、社会影响 ,冲击了正统的程朱理学 ,影响了社会风气 ,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了学校教育 ,于是明朝中后期四次限制、禁毁书院 ,给蓬勃发展的书院以沉重的打击。     

也谈傅山与王船山——两种不同体系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一傅山和王船山,是明清之际分属于两种不同哲学体系和学派的两位思想家。他们之间有着某些相近或相似处,更有着一些差异或矛盾处。他们的相近或相似处,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他们的差异或矛盾处,则揭示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哲学路线和学派。魏宗禹同志的《傅山与王船山》一文(裁(《船山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列举好些方面,说明这两位思想家“虽有一定差异,但确为同中之异,且异中见同”,使人感到,这两位思想家在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上是相同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左宗棠与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与程朱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其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生平经历及思想与作风,是对湖湘文化本质内核的一种呈现,即强调个人修养,重经世致用之学,报效国家民族,实现儒学的内圣外王的统一。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