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义和团有三大特点 :一是“义和团”的名称 ,二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一类的口号 ,三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与追求。根据这三个特点出现并泛化的情形 ,可把义和团起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和完形期。大刀会吃符请神、“刀枪不入” ,在斗争中提出了“兴华灭洋”口号 ,为运动提供了雏形 ;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坚持了“兴清灭洋”的宗旨 ,为运动提供了义和拳、义和团的名号 ;鲁西北金钟罩神拳开展斗争后兼有了三大特点 ,成为义和团的完成形态     

珠算的起源与发展

本文运用出土文物和有关史料相结合,全面分析推断了珠算的起源与发展演变过程.由此笔者认为,珠算是起源于古<河图>,而不是继承筹算.文中还介绍了日本、美国、巴西重视珠算教育的情况以及我国珠算教育存在的不足,就如何加强我国珠算教育和充分发挥算盘与电子计算机它们各自的长处为我们经济工作服务进行了探讨.     

让税收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助推器

税收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东部沿海地区大开放的历史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税收的支持。要从税收政策、税制建设、税收优惠、税收管理等方面入手,尽快构建适应西部实际情况的税收制度。     

基层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征管模式转换以后,新型征纳关系得到重新界定与确立．计算机运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新征管业务流程的推行．尤其是几年来规范化管理的推行与深入,使得“两个隐藏”在税收征管中得到浮出与显现,具体是在基层征管实践中一些具体操作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人们对改革的总体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影响规范化管理优势的发挥。     

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

一、福利的逻辑本质 本文标题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即高福利必然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或者如果一个国家是低税收那么肯定是低福利。但其实也并不尽然。高福利并非一定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没有高税收也可以有高福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城市社会状况是“低工资、高福利”。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谱系研究：总体历史链条断裂中显露的历史事件突现--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解读

找到没有本质的事物,也就是找到历史中的他者———这是一种将传统生物树式谱系链斩断后生成的新的谱系真相,尼采就是在这个全新的倒置构境层中透视传统道德和重估一切文化价值的。正是在这个传统谱系倒序的构境意义域中,福柯深入地发展了尼采这种新的倒置的谱系观念。他提出,谱系研究就是要重新面对那些被总体性历史棱镜剔除的黑暗中的独特事物和现象,让它们重现,即不再是某个重大历史目的和伟大进步目标的“阶段性”事件和“不成熟”的雏形,它们只是无本质的自己,即非目的论中的历史他者,这也就是反对起源的谱系研究的真正历史对象。     

从营业税规则演进看税收要件的明确化及稳定性

我国1950年以来营业税规则演进史,特别是近5年约400件营业额课税规范性文件,彰显了税收要件向明确化及时效性发展的特点,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要件应当从“模糊化”向“明确化”、从“时效性”向“稳定性”转变。“营改增”使得税收要件稳定性强化,但是其并不必然促进税收要件明确化。虽然“营改增”即将完成,但是其税收要件明确化及稳定性的演进史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及税收法治提供了现实参考及诸多启示。     

OECD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新标准的发展与局限

随着海外逃、避税形势的日趋严重,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制度在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层面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2014年2月发布的OECD《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成为继欧盟利息税指令,美国FATCA法案以及OECD既有协定之后国际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多边协定的最新成果。在参与的广泛性与条款的可操作性方面,OECD新标准取得了较以往协定范本更大的突破,为推进国际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协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在执行条件、执行动力以及执行效果上,新标准仍然存在局限,由此将制约新标准国内适用的效果。我国应当以新标准的适用为契机,完善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制度和操作细则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