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越权对外代表公司行为效力的认定

董事长越权代表公司行为是否有效 ,相对人因该行为产生的利益能否得到法律保护 ?笔者从实际案例出发 ,从论理和法律规定两个层面论述了董事长的代表权及限制 ,并提出了董事长的狭义无权代表与表见代表将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     

论海商法的效力原则

海商法的效力原则是关系到海商法的适用范围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海商法本身未作规定，学术界有主张照搬民法中的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的，而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了一套新的关于海商法的效力原则的见解，即主张以属船原则为适用该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兼采属地原则、属人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     

论法院变更罪名的有限权及程序构建

基于不告不理原则,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有约束力。但法官的中立地位以及全面听审使法官有可能重新认定起诉罪名。由于裁判权高于起诉权以及起诉效力不可分原则,法官基于同一事实而变更指控罪名属于裁判权的应有范围。法官变更罪名应当遵循起诉效力原则并适用告知变更程序。     

票据期后背书刍议

期后背书是票据法中的一个理论难点。对于期的规定,世界上就存在三种不同的标准,但它们的相同之处都是对期后背书的法律效力加以限制。本文从考察期后背书的效力出发,探讨了期后背书持票人的权利。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第36条存在诸多漏洞,建议直接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对其进行修改,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浅议公证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实现

公证的价值是公证活动能够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的积极有益的功能和效用。笔者认为,所谓公证的价值,是公证本身所固有的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属性,也是指公证基于其属性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理想状态,它体现了公证对价值主体的某种效用,也反映了公证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价值关系",同时公证的价值具体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一、公证的价值目标公证的价值目标是国家与社会通过公证活动所追求的结果。价值的属性要求满足     

采购效力：采购实践形态与采购竞争优先权间适配

从形态理论出发,提出交易型、协作型和发掘型3种采购实践形态,研究面向不同采购竞争优先权时如何实施采购管理实践。基于已有研究,引入生产竞争力理论和采购效力概念,构建采购实践形态与采购竞争优先权间适配关系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对中国部分装备制造企业进行大样本调查,运用SPSS和AMOS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并用潜变量交互效应建模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采购实践形态与采购竞争优先权间适配关系显著影响企业绩效,针对不同采购竞争优先权实施相应合理的采购实践活动是有效实现采购职能战略性价值的关键。成本优先权下实施交易型采购实践形态下的采购实践更有效,质量优先权下实施协作型采购实践形态下的采购实践更有效,柔性优先权下实施协作型采购实践形态下的采购实践更有效,创新优先权下实施发掘型采购实践形态下的采购实践更有效。研究结果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供应商和采购职能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便于指导企业在面对不同采购竞争优先权时设计并实施有效的采购管理实践。     

对赌协议之性质及效力分析--以《合同法》与《公司法》为视角

对赌协议是我国私募市场中一种常见的新型投资工具,其旨在通过估值调整机制维护投资人的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我国《公司法》、《合同法》对于对赌协议规定的缺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对赌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以《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范为切入点,来分析对赌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以求在现行法下调和立法和实践的冲突,并寻求对赌协议的合法化路径。     

论国际司法机构海洋划界判例中的岛屿效力——以2012年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为切入点

岛屿效力的判定对海洋划界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仅就岛屿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等做了概括性的规定,却未触及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考察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受自身条件、地理位置、公平原则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岛屿在海洋划界中效力类型可以归纳为完全效力、部分效力和零效力。分析和总结国际司法机构海洋划界判例中岛屿效力问题,对于指导我国处理相关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关系中当事人为使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得以适用而故意通过合法手段改变连结点中事实因素的行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行为是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的。出现法律规避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规范自身的不严谨及各国立法权、司法权的不当扩张。在性质上,法律规避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公共秩序问题的一个部分。     

ISDS机制在欧盟的困境及使用当地救济的回归

《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欧盟在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专属权能,并在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受到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以及投资仲裁对欧盟公共政策、法律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下,欧盟一方面在新订立的投资协定中加快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改革,另一方面也鼓励外国投资者通过使用“当地救济”来解决投资争议以减少负面影响。而欧洲法院和成员国法院可能赋予国际投资协定以直接效力,这将进一步提高投资者使用当地救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