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集聚效应

文章基于阶段论从协同力、驱动力、稳定力、保障力与引领力五个维度构建了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莫兰指数对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均值为46.13%,年均增速约为3.09%,经济发达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速相对较慢。目前驱动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稳定力与创新驱动力;在空间特征上,长三角整体上呈现上海市及其周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安徽省较低的块状格局,区域全局呈现空间正向集聚关系,但大多数城市不具备局部的空间集聚特征,由于缺乏极化效应区与过渡区,目前区域内高质量集聚处于不稳定状态。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与收敛性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文章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和β收敛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现状、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结果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β收敛趋势。     

我国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本地直接效应和通过中介因素的间接减排效应。结果发现,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降低环境污染,还能够通过中介因素间接降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城镇化率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外溢性,使污染治理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高度关联性和时空上的交错复杂性。缓解经济增长的环境瓶颈约束,除了关注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外,还应该采取措施促成其间接效应的发挥。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

文章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态势;滞后1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当期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外溢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在短期内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增长;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研发投入水平、绿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抑制作用。     

我国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当前,我国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存在空间规划缺乏差异性和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冗余性和多功能性、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技术赋能和数字化转型不足、社会自组织力和协同不足等困境。应聚焦空间、过程、主体、方式等维度,提升“社区—组团—城市—区域”全空间韧性,优化“预防—响应—处置—恢复”全周期管理,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管理+技术+文化”多样化手段,不断推进安全韧性城市建设。     

疏离与失位：清中叶散曲文学话语空间之定格

清中叶散曲的衰落,是中国古代散曲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考察衰落之因,主要症结在清中叶散曲文学话语空间的普遍“失位”。其形成是内外两线合力的结果：在外,官学体系中通过《九宫大成》对清代散曲的抽离,到《四库全书》体系中对散曲一体进行总结与定性,最终将其定为“体格最下”;在内,表现为文人词论、曲论、评点中散曲话语的普遍“失语”,最终使其成为“文章余事”。两线相互投射,促使了散曲文学话语空间之定格。由此也导致以后散曲创作与理论体系全面坍缩为一种更为单线性、私人化的文学模态。进一步追溯,“尊体未竟”是散曲文学话语空间失位的深层历史因素。     

乘客、火车与新社会：丰子恺《车厢社会》的三种读法

《车厢社会》是论及丰子恺散文创作时无法绕过的一篇。该文虽从乘客感受起笔,落脚处却为作者对社会转型期世道人心的幽微洞察。因此,本文从乘客的个体心态演化、火车所反映的时代症候与“车厢社会”概念的多样化解释空间三条路径分别切入,进行不同角度的跨学科文本细读。本文认为,这一文本既展现出一位火车乘客的心态演化史,也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火车日益嵌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时代现象。此外,因其内部的复杂结构与形式上的高度概括性,“车厢社会”这一语词也有成为分析性概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