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

文章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态势;滞后1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当期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外溢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在短期内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增长;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研发投入水平、绿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抑制作用。     

高等教育资源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分析,利用200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构建高等教育资源与绿色创新的综合指数,进而考察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高等教育资源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的发展;第二,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促进了区域内的绿色创新,也促进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重视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我国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本地直接效应和通过中介因素的间接减排效应。结果发现,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降低环境污染,还能够通过中介因素间接降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城镇化率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外溢性,使污染治理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高度关联性和时空上的交错复杂性。缓解经济增长的环境瓶颈约束,除了关注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外,还应该采取措施促成其间接效应的发挥。     

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低碳发展是推动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选取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创新性、均衡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及公平性五个维度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且二者呈现反向影响关系;（2）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关联地区产生空间阻滞效应;（3）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空间效用存在差异,表现为对稳定性、均衡性、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空间阻滞效应,对创新性及公平性方面存在的空间效应不显著。因此,加大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积极推动各地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结合各地区的区位优势进行合理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是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本文分别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程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当前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东部地区断层性领先,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产业区域协调性相对较高,东部、中部多数省份已初具规模,但数字融合与数字发展环境除东部地区外仍有较大缺失。因此,要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地区问题;加大政府引导、扶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跨界人才,带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金融集聚、政府干预、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发展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金融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周边地区则不显著;对外开放水平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本地区则是负作用。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直接效应中金融集聚和政府干预显著而对外开放不显著;间接效应三个变量都显著;总效应和分解效应都呈现金融集聚效应大于对外开放而小于政府干预的趋势。     

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与收敛性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文章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和β收敛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现状、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结果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β收敛趋势。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集聚效应

文章基于阶段论从协同力、驱动力、稳定力、保障力与引领力五个维度构建了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莫兰指数对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均值为46.13%,年均增速约为3.09%,经济发达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速相对较慢。目前驱动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稳定力与创新驱动力;在空间特征上,长三角整体上呈现上海市及其周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安徽省较低的块状格局,区域全局呈现空间正向集聚关系,但大多数城市不具备局部的空间集聚特征,由于缺乏极化效应区与过渡区,目前区域内高质量集聚处于不稳定状态。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