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当下有什么用

射箭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调整好自己。有一次我到山东讲课,正逢当地举办一次“射礼”活动,《礼记》的射礼从根本上赋予自古以来作为狩猎、争斗技术的弓射以灵魂。     

从礼的常与变看仁心之不安不忍

孔子是集众圣之长以成己身之德的集大成者,也即“时中大圣”(“圆圣”)。“仁、义、礼”是孔子学术的纲领,礼以义为实质,义以仁为基础,礼是仁的表现。礼有常有变,“礼以义起”,礼,时为大。孔子从不安指点仁心,孟子则从不忍指点仁心,皆指人具有先天的善性。在迈向21世纪之时,我们应追随“圣之时者”,走“时中”之道。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程瑶田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前人多注重其训诂名物之学,而很少研究他的义理之学。程瑶田将《论学小记》置于《通艺录》之首,是非常看重这部著作的。《论学小记》以《大学》为讨论核心,全面重审了宋明理学中的主要理论问题。他将理理解为理则,将诚意当作性命之学的核心,特别强调精义之学,而反对执理之学。程氏心性学,是对戴震心性学的修正,并构成了他的《宗法小记》和《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的哲学基础。     

方相氏逐疫与自然时序转换的关系

方相氏作为傩仪之神,同时担当丧葬仪式中的开路之神,连接两种仪式的关键点是其共同的逐疫功能。方相氏及其所带领的队伍进行驱傩仪式,其本质是为了驱逐疫鬼,即所谓的“殴疫”。三时傩都与自然界的时序变迁所导致的阴阳暂时失序有关,需要方相氏顺应其变化加以调和,所驱除的疫鬼正是自然阴阳失序造成的祟害的象征物。通过殴疫的本质功能,古人将傩仪与丧葬仪式联系了起来,从自然时序转换到了阴阳过渡转换,方相氏在傩仪和丧葬仪式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调和阴阳时序的角色。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唐代册赠使关联问题研究——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

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对唐代的册赠使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唐代针对特定的册赠对象,派遣不同的使者进行册赠。册赠使一般有2人,其中主使为1人,副使人数不固定,但二者均有品级限制。册赠使者的品级高低与死者被赠官的品级有一定关系,但并非一一对应,有很强的灵活性。册赠王爵、尊号、太子号者都要求特定身份的人参与,而对册赠使的品级要求不是很明显。唐前期多由太尉参与册赠,肃宗以后则多由真宰相参与册赠。另外,吊祭使与册赠使是两种不同的使节,赙赠一般是由吊祭使完成,册赠使并不承担这一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