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人文教育困境的思考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守护人文精神的场所。但同时,市场、科技理性等这些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成果也在侵蚀着大学的人文精神追求,使其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现代性的悖论造就了人文教育的艰难处境。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关键在于大学能否保持对现代性的警惕和批判。     

戴维·赫尔曼论“意向性”

在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反意向主义思想基础上,戴维·赫尔曼进一步思考有关意向性问题,强调在叙事交流过程中采取意向立场的重要性。为了建构意向性理论,赫尔曼提出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从两个不同但相关的维度审视叙事与意向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方面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即“故事的世界化”;另一方面意向系统根植于故事中,即“世界的故事化”。此外,他还探讨叙事语境中的意向性,指出意向性存在于人类的会知结构中。赫尔曼对意向性问题的论述观点新颖、内容翔实、逻辑缜密,不仅充实了叙事理论的内涵,也为跨学科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似与不似——论文学作品汉译英过程立场分析的作用

古今中外的作家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个人的立场与观点。翻译文学作品时,应十分重视原作者的立场观点。而原作者往往通过间接的方法将其立场观点隐含在作品深层,这就给翻译带来困难。汉译英时,汉语中有些文化背景的内容涉及到原作者的立场,译者要认真考虑原文的深层意义,也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状况。译者务必透过词语表层发掘作品的深层含义,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达到译文与原文功能对等之目的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论1990年代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

个人化立场的核心是艺术的自由精神,它包括作家的思想立场和叙事立场,二者构成作家创作立场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新生代作家中体制外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体制内写作与作家个人化立场的丧失;对体制内写作的质疑和自由写作者的出现;自由写作者的立场:自由写作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保持个人独立精神的姿态;自由写作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转型期中国浮动的司法立场及其成因

转型时期的中国,还不存在确定的司法立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的理论。在当下中国,司法的立场是浮动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耦合。法官们,甚至同一个法官,选择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仅仅是概率和程度问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司法意识形态。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验证法官司法立场的变迁以及策略的运用。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为普通人写传奇——张爱玲小说论

张爱玲被认为是文学史的"异数",这在于她的创作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很不一样。她主张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来写现代人,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寻找传奇"。因此,无论男性或女性,张爱玲总是站在世俗的立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笼罩着灰色黯淡的色彩。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个人化写作特征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带有典型的个人化女性文本特征 ,其女性立场的叙事、女性自我的身体感觉和私人经验的大胆表述 ,显露出鲜明的解构男性神话、颠覆男性权力的意图 ,形成了重新阐释与构造世界的新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