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立法的审视和反思

我国现行地方立法的制度设计上有许多不科学之处,地方立法实践中呈现出许多问题,比如立法权的平等性问题、授权立法的形式性问题、立法能力的有限性问题、重复立法和观赏性立法过多等。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法等手段,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级市)以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建立地方性法律法规有效期制度和定期清理机制,并且明确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范围和重点,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     

西部开发背景下的地方立法工作

西部开发，法制先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无不表明，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成功开发落后地区的前提和保障。因此，西部地区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西部大开发中担负着不可替代的历史重任。     

论地方性控烟立法的基础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具有全世界法律效力的公约。中国既是公约的缔约国,又是公约的创始会员国。中国的控烟一直为世界所关注。中国很早就意识到烟草的危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就陆续制定了很多控烟的规定。在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针对国家层面没有立法,地方要不要先立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根据统计,2006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正式实施后,已有北京(2008)、银川(2008)、上海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完善我国民族立法的几点思考

民族立法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如何完善民族立法,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主要从正确认识民族立法面临的新情况、民族法体系的构建、自治立法权的规范和统一、民族立法理论研究等四个方面,对完善我国民族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滥用立法权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竞争规律内在地蕴含了立法权限制竞争对市场的作用机理。在探讨规制滥用立法权限制竞争行为途径时,应当区分立法权的正确行使和滥用的标准和界限。由于立法权监督机制的缺失,立法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部门立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的存在,滥用立法权限制竞争行为已背离了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已成为一种破坏市场竞争机制的事实力量。为此,建议通过修改完善现行法律,建立法律、法规竞争影响评估机制,加以规制。     

新法背景下市级立法主体的权力运行路向及其制度辅佑——以河南省为例

以河南省为例分析,认为新《立法法》颁布前,市级地方立法权主体所制定的多为城市建设和管理、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没有出现扩张自身权力的倾向,但突出了更多城市对地方立法权的迫切需求。提出新《立法法》给地方扩权留下了空间,并且没有明确"较大的市"之含义;《立法法》的修改使我国地方立法权面临的问题,从对立法主体资格的限制转为如何对地方立法权进行规制;未来市级立法主体的权力放开,需要把握尺度,并且配套相应的制度架构。     

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中的政府职责

政府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中处于主导地位,被赋予广泛的应急管理权力。对于政府而言,职权与职责是统一的：一方面,政府必须行使其职权;另一方面,行使职权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在协调机制、行政强制措施的规范、行政征用的补偿、行政处分与行政赔偿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美国、日本和法国代表了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可供我国借鏊的经验:一是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与国家体制相统一;二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应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上加以规定;三是税收基本法规的制定权集中在中央,即使是有限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也将受到中央严格的法律规制;四是注重税收司法权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的制衡;五是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体系成熟;六是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收入,通过恰当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对地方税权的补充和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