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司法审查制:作为立法权滥用重要防线的进路考察

修改《立法法》将立法权下放是改革所需发展所要,是中国法治建设实现"良法之治"的关键。地方立法机关和政府也是立法腐败的多发之地,除了要将立法权关在《立法法》的笼子里,从《立法法》自身的角度对立法进行必要的事前防控之外,还应该将立法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完善的司法审查机制也是防止立法权滥用的最有力防线。为此,不仅应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提请权的适用情形,还应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法院基于宪法而行使的法律选择权和法律解释权,完善人民法院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从而让我国司法审查制真正承载起防止立法权滥用的价值目标。     

论法律保留原则对我国立法的意义

法律保留原则是19世纪大陆法系形成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其实质就是立法权在涉及人民的 基本权利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时对行政权的控制和监督。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已广泛地 被立法实践所运用，并对我国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设区市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设区市地方立法权是中国加强法治建设、处理日益复杂的地方性事务及促使地方政府科学和规范管理的重要措施。由于中国设区市立法权问题研究时间较晚,现有的设区市立法文件较少、立法内容不完整,立法队伍专业化程度低,部分立法部门参与立法时行政化严重,导致法案脱离群众需求,缺乏科学性。设区市地方立法惟有梳理立法流程、法案内容和立法队伍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科学立法,合理配置立法队伍,落实立法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提升民众立法参与意识,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设区市立法制度改革,方可为地方依法行政提供有效保障。     

新视野

<正>重构政治生态的核心是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重构政治生态,实质上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治本问题,是以逐渐清除产生腐败行为的基础条件来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环     

观点举要

<正>网站运营商需要关注网站的实用性以及易用性,在网络团购网站的制作过程中,简化团购与支付操作流程,优化网站界面,让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团购网站的界面友好,这样才会提升顾客对网络团购的态度,而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的态度又直接影响着网络团购意向、张圣亮袁佳李小东大学生消费者网络团购意向实证研究     

政策动态

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拟将地方立法权扩至282个设区市。背景：目前49个城市拥有地方立法权广东佛山从2003年开始申请成为“较大的市”。11年来，佛山GDP从1381亿元升至2013年的7010亿元，但地方立法权始终未能如愿获得。类似佛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立法权下放,谁来监督

＂如果说《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立法法》就是‘助产法’,是一个‘助产士’,它帮助母亲生出很多健康活泼的孩子。＂9月17日,在中国法学会组织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立法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冯玉军形象地说。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变迁的历史解读和反思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从无到有、逐步扩大的变迁过程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现实国情逐步衔接的过程。但是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是在1982宪法修改过程的后期匆促采用的改革措施，具有浓厚的临时性、过渡性特征，使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存在着尚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应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部的立法权，进一步加强全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激活并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制度。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困局与优化

地方立法权扩容是立法的重大改革,同时也是国家法治体系构建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对全国范围的设区的市的立法赋权,为央地立法分权、回应时势之需和解决地方立法的旧疾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然而立法法修改后地方践行的考察结果显示,扩容的效果并未尽如预期,且随着宽幅扩容还对地方立法的功能和实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究其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仅来自于立法体制内部,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央地关系失衡的直接影响。对于扩容提出的挑战,施解的关键在于央地关系的优化,使地方立法由"被动式"转为"自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