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督法》的立法完善

《监督法》的实施使我国监督法治生态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期待.因此,需要从立法的角度思考《监督法》的完善.一是增设“法律责任”的专门规定,对监督对象与监督主体法律责任的适用条件及其责任形式作出“直接且明确”的规定.二是完善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实现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以主动公开为原则以申请公开为例外、以实时公开为原则以事后公开为例外、以实质公开为原则以形式公开为例外的基本要求.三是创设观审制等新的监督制度.     

论我国现行高校惩戒权的缺憾及其完善

惩戒权的存在是维护高校自治的需求,合理合法行使惩戒权也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需要。但我国的现状是高校惩戒权的界限和行使的程序缺乏明确的规定和相应的监督。此外,救济的缺失使得学生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本文提出了从实体规则、司法程序、救济和监督几方面来完善高校惩戒权的一些思路和解决方法。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及现状述评

法益概念在德国刑法学中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理论界尽管对其内涵和功能理解不一、聚讼纷纭,但主流观点一直肯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以法益为基础的犯罪的实质概念能够限制刑事立法.而另一方面,德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界对于法益概念的批判立法功能一直心存怀疑.法益论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发展告诉我们,法益理论的历史精神体现在它对自由主义的坚守,是不屈从于国家权威和国家家长主义的独立判断和坚持.合比例原则与自治原则是对法益理论的有益补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之我见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对于深化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解除农民的疾病医疗恐惧、保障基本民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我国法学领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本文运用法律思维,探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立法现状,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主要措施。     

论立法的技术路线——专家立法在立法公民参与中的作用

立法应当反映民主价值的要求是立法的核心理念。由于立法活动本身存在的技术特征,所以,在规则设计上完全依赖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立法民主性价值必须受到立法的技术规则的限制,而在制度上有效整合立法民主性和立法技术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在立法活动中充分彰显专家立法的作用。专家立法实际上是立法民主原则与立法科学原则的有机结合,在立法公民参与中应当占据最核心的地位。要真正地以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和协调性作为立法活动质量高低的判断标准。在此过程中,应当妥善地处理立法活动中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之间的价值相互协调关系。     

立法程序的功能分析

从立法权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视角来看,立法程序在实现立法过程的民主化、立法决策的理性化、立法结果的正当化及权力控制的程序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用与效能.正当立法程序是实现良法之治的根本保证,正当立法程序理念的确立和践行,是我国当前立法程序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     

论可再生能源法的强制性规则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在面临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时,利用技术创新改进动力供应与消费模式的探索.在法治社会中,这种探索必须依托彰显社会责任与公众义务的立法,并且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心理与运行机制.这些条件都需要通过具体化的强制性规则清晰、准确、完整地表现出来,成为指导政府与社会具体行动的标准.许多国家为此将强制性规则作为立法的主体内容,而我国尚缺乏充分、系统的规定,直接影响立法目标的落实.强制性规则具有必要性、确定性、约束性、不利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构建强制性规则应当遵循利益均衡、定量控制、系统管理等原则.我国应通过出台高层政策、编制产业发展路线图、推崇地方制度创新等方式逐步完善强制性规则.     

论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类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为了准确而有力地惩治金融证券期货发行市场上的犯罪,我们必须借鉴国外违背信任罪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完善我国刑法中的现有规定.我国刑法中现有背信类犯罪四个,在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但也有一些欠缺,如面对当前证券市场上出现的"老鼠仓"等现象均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完善立法,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证调查分析及法制完善考量

解决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碰到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的完善,而制度的安排是否完善的评判标准在于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提高制度安排效率应注意五个问题:一要强化政府指导,强化合作社独立法人主体地位;二要弥补制度的空白,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机制;三要平衡"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的矛盾;四要明确社员权利保护措施,设立社员权利救济制度;五要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完善合作社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制度.     

赋权清晰、执法博弈与农地流转——基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过去学术界一直批评我国农地制度效率低的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晰,但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归属问题在立法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清晰化走势,只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性随意使用农地征用权。通过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监督和执法问题上的博弈模型证明,(不认真监督、不严格执法)乃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且满足帕累托最优。农民应该以股份化的形式把原来作为不动产的农地转换为可动产的个人股权,在股份公司和入股农民之间设计出一种分成契约安排以实现农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总产出最大化并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