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书写

壮族口述作品所塑造的壮族形象概括起来大致有6种,它们都属于正面的形象,是壮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以一种个性化的方式塑造出来的.     

在战争的雨雪中重构故乡——《己卯年雨雪》的一种解读

与《诗经》的战争书写类似,熊育群的抗战小说《己卯年雨雪》借抒写战争的伤痛召唤故乡精魂的归来。但小说中的故乡不再是《诗经》里托物起兴的实情实景,而是带有幻觉性质的建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象征之物。在现代性语境里,作家通过打捞历史遗骸、重建文化记忆的方式寻回故乡,其叙述行为也成为了民族招魂术的一部分。但熊育群在回归传统和保持普世意识间找到了平衡点,避免了陷入文化保守主义之圈,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小说的影像阐释及其意义解读

小说的影像阐释是当代影视剧生产的重要源泉,在视觉文化主导的今天,小说的影像阐释不仅使小说进入文字阅读和视听感知结合的“共读”时代,而且为影像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小说的影像阐释已经对当代作家的小说书写、小说生成方式及小说传播形态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词式书写对小学生阅读效率影响的实验分析

本实验旨在通过测试三至六年级小学生对汉字词式书写文本与传统的字式书写文本的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正确率,来评价汉字词式书写对小学生阅读效率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与阅读字式书写文本相比,第一次阅读词式书写文本即可不同程度地提高各年级小学生的中文阅读效率.     

关乎衰退的冒险之旅——格吕克诗集《忠贞之夜》中的衰老书写

“衰老”是路易丝·格吕克后期诗作的一大主题,在评论《忠贞之夜》时诗人称其承担了一次宏大的关乎“衰退”的冒险之旅。该文通过文本细读探究诗人如何展现“衰老”主题以及该主题如何折射诗人老年时期的内心世界。结合形式诗学和文化诗学分析,文章认为诗人通过聚焦“旅行”隐喻、重复使用相同意象并融入自身晚年经历,来展现“人”所面对的身体机能衰退、灵感枯竭等内在和外在困境。诗人对衰老或刻意或隐喻的书写,是对人生与艺术的不懈思考。     

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