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消费与性：“救赎物品”与“谋杀政治”——拾掇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法国哲学家、现代思想大师让·鲍德里亚对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剖析,本质性地揭示了被强迫镶嵌在＂符号编码＂消费秩序逻辑中的现代人的深层异化状态,这种强迫逐渐在一种＂集体性＂的互相参照和共同惯性下转化为消费社会中的符码消费＂自觉＂,在这种＂自觉＂中,消费社会的工业化生产逻辑与消费战略进一步强化了它,并将这个＂自觉＂的根本动力——＂需求体系＂完全内化为＂生产体系＂的一个自然部分,个体的＂真实＂消失了,在符号与符号的对应中、在幻象般的传媒文化中、在＂救赎物品＂与＂欲望战略＂的身体与性欲中、在关切与休闲的不可能之真中,同时也在＂暴力、非暴力亚文化与疲劳＂组成的社会混乱中,个体的主体性被虚拟地＂超真实＂复活了,这些个体的复活是因为他们集体性地出卖了自己的＂影子＂,以为如此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与个性,找到社会之镜中的区分型＂自我＂,可是这些被出卖的＂影子＂却在消费的整体生产系统中反过来真实地谋杀了＂自我＂,这就是消费社会的＂白色＂神话。而这个＂白色＂神话的上演舞台绝不只是在那个异于我们的西方＂他者世界＂,我们的世界难道没有重复和深化着它吗？     

效果循环与视域融合：六个版本“天涯歌女”的接受史发微

“天涯歌女”迄今已有六个版本,承继与演绎关系复杂。1927版最早,由欧阳予倩编导演,但未成功,只有电影插曲的意识和故事红线得到首肯。1937版不是电影,只是田汉为电粼马路天使》所做之插曲,但却因充分彰显“天涯歌女”的符号所指与转喻而大获成功。1940版虽由周璇主演,但违逆受众之审美期待,因“客彰”而弄巧成拙。嗣后,周璇的悲剧人生使“天涯歌女”这一符号的文本间性增添了纷繁博杂的“世界性”。1989版因陈松伶之“孱挑”而再度折戟,影视界公认此题之险,其叙事学范式渐成经典。1995版最成功,皆因深谙受众心理学,“天涯歌女”遂晋升为电影母题。2008版着眼于周璇的成名史,迎合当下芸芸粉丝,以娱乐性和低俗性哗众取宠,致这一母题的社会批判锋芒丧失殆尽。六个版本的“天涯歌女”在作者与读者、作品与受众、艺术与世界的二元互动中,在戏里戏外,在看与被看、可见与不可见的移情与换位中,效果循环,视域融合,终致此符码在中国电影史上经典化。     

城市公交车站视觉形象设计与研究

一个城市形象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知名度有重大影响。公交车站视觉形象作为城市形象的外在体现,更应该起到延续城市文化、彰显城市个性的作用。期待公交车站视觉形象能以设计多元兼具人性化的表现向市民展示城市的魅力和风姿。     

人才标准要素构成评析

人才标准是对于什么是人才,怎样衡量、使用和评价人才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认识,是评价人才特性和质量的基本依据.人才标准的要素构成及其关系形成不同的人才层级标准,影响人才标准操作的取向和重心.本文探讨了不同时期人才标准要素的构成特点,主导人才标准要素的内在关系以及人才标准层次性的不同视角,并指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发展的方向.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历史符号的魅力."五四"的历史有多久,对"五四"的意义阐释就有多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五四"各有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阐述,也有一些思想者在一再的反思中追索"五四"的真谛,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是其中最典型者之一.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一次是从意识形态阐释向回归历史的学术思想解释之转变.后一个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五四"认知和发挥"五四"的精神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东北地区“开南窗”习俗初探

"开南窗"风俗作为东北某些地区独特的文化形态蕴涵了大量的文化内涵.基于对齐齐哈尔进行观察与深度访谈所获得的资料,笔者认为该习俗来源于山东人闯关东时传播过去的民间传说.因而,该习俗中的核心符号南窗、公鸡、磨刀、鞑子等都具有独特的意义,该习俗的存在满足了个体的心理需要,维系与强化了群体认同.     

民国时期分调型词谱体词选与新体乐歌的构想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分调型词谱体词选,这些词选兼具词谱与词选的功能.在编选宗旨、编纂体例、标注符号等方面独具特色.粱启超等试图将长短句作为新体乐歌歌辞形式的构想,促进了这种词选的盛行,体现出词之音乐性在晚清民国逐渐受到重视的过程.     

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形象概念

随着形象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扩张,形象概念由一个诗学范畴进入到社会学、审美文化学领域,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与审美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审美文化形象实质上是一个消费符号.这个符号的所指被无限地延宕,只有空洞的能指在游戏;它不再是对现实生活的表征,不再是人们有限的实际生活空间向无限审美空间的拓展,而是直接替代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空间.这种形象只能瞬间震撼接受者的感官,使接受主体丧失现实感,失去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成为权力控制与奴役的对象.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图像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媒介,它们具有不同的符号特性.由于相比图像而言,文字是强势符号,所以就出现了语词("诗歌")与图像("绘画")互仿时的"顺势"和"逆势"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其实是与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息息相关的:图像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它具有"再现"和"造型"的双重性质;而文字则是一种抽象度更高的表意符号,它在叙述或再现外在事件时可以不受"造型"因素的干扰.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间相互模仿的情况,既发生在内容层面,也发生在形式层面:图像叙事模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而文字叙事模仿图像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形式层面.     

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身份建构——来自文化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希望通过消费融入城市文化,实现身份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却受到了诸多城乡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化因素。文章以青年农民工消费山寨手机为例,通过分析山寨手机中的符号意义以及访谈的方法来验证两个假设：山寨手机中所包含的符号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符号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因此,文章提出文化资本在以符号消费为媒介的城市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