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重叙述者“我”中读出“小我”现在时

鲁迅小说双重叙述者“我”的独立性叙述造成了叙述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读者、叙述者与作者之间众声喧哗的冲突与对应 ,自觉的主体性意识的艰难探寻实现了鲁迅“小我”历时性过程中的现在时价值确认     

鲁迅新诗的叙述模式与叙述者身份

在中国新诗的初创期,鲁迅创作的新诗明显呈现出一种结构的叙述模式,并隐藏着一个观照、审视与评判的叙述者,由此体现出鲁迅新诗体式的特别与奇异,说明鲁迅开始创作新诗就孕育着诗歌的文体可能性和诗歌创作的文体自觉性.这在打破旧体诗的基础上是一个崭新的诗歌文体的构建,具有始创与开拓性意义,对我们今天的诗体创新无疑是有启发和参照价值的.     

沈从文小说《人与地》的文体学分析

对沈从文小说《人与地》进行文体学特征分析,指出小说采用主观性全知叙述视角,淡化引用语的运用,在词汇和语法上兼用多种技巧,体现出小说简净、纯美的特点。     

浅谈《黑孩子》的叙述视角

《黑孩子》是理查德·赖特的杰作,记录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在美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叙述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主人公构建自我的需求,有助于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并赢得读者的同情和理解.然而,第一人称叙述也会使作品变得不可靠,在叙述上偏于主观.尽管如此,它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九九缺一”母题的南亚佛教文化溯源

“九九缺一”,是一个从南亚经由佛经媒介传入中土的奇妙叙事母题。从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可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运用“十”(及其倍数“百”、“五百”、“千”)这样的数字时,故事叙述者“思维定势”影响到叙事表达方式的有序化和习惯化。中土小说野史为此有了一种先在的互文性参照。在一个富有意味的整数到来之前,就有了某种先在的暗示,而数字背后又连带着“数”——古代又常指人既定命运,命运要来一个大的转折,从而叙述的故事情节出现了一个“陡转”讯号。或者,这个陡转就带来了特定故事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该母题的存在,可较为合理地解释因为某种神秘信仰没有被实际验证的情形。     

叙述层变换与视角运动

叙述层变换和人物视角在时空中的运动是人物充当形式叙述者的典型叙述形式。涉及同故事和异故事时 ,讲故事的人物和被讲述的人物的视角关系往往导致叙述者符号操作行为的复杂化。对叙事现象中的视角关系的精确刻画有利于文本的意义分析。     

论张爱玲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控制

张爱玲小说中的叙述者在时间、情感上与人物保持着距离,这样的距离控制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苍凉、冷峻的叙述风格,具有一种穿透人性隐秘的深度和力量。     

《金瓶梅》与《红楼梦》叙事方式比较

本文主要从叙述者和叙事角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金瓶梅》在说书人叙事的基础上 ,让书中人物充当叙述者 ,对相关事件进行叙述。《红楼梦》中的二度叙事更加成熟 ,叙事层次也更加丰富。《金瓶梅》在全知叙事的基础上 ,使用人物视点叙事和客观叙事。《红楼梦》将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客观叙事紧密结合 ,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第三人称叙述者及其在文本中的介入

第三人称叙述者是作家惯常选择的叙事人称。不同类型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有所不同,从全知全能的公开介入到客观超然的“销声匿迹”,由此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文体风格和阅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