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代词“予”的出现时代及与“余”、“舍”的关系

从出土文献来看,第一人称代词"予"在汉代才出现.在此之前,"予"的前身是"舍".西周早期"舍"就从"余"中分化出来,承担"余"的本义"赐予、给予".大约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舍"还成为与"余"有别的另一个人称代词,这个人称代词到了汉代写作"予"."予"的字形有两种来源,其中一种来源就是在"舍"下加"(O)"变成"舒",再由"舒"字分化出"予",即()."予"与"余"非同词异写的关系,二者在出现的时代和来源上都是不同的.今本<尚书>中有第一人称代词"予"不能证明周代就有第一人称"予".在出土文献空前丰富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出土文献将汉语史的一些问题真正置于历史的时空当中,还其本来面目.     

叙事研究的轨迹与重心转移

叙事学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则是近十年来的事.叙事学在中国已经跨越了萌芽期和引进期,正在其发展期中形成自己的特点.与传统叙事研究相比,新时期叙事研究的最主要变化是由"所指之事”转向了"所用之叙”,这种叙事观念的转变引发了叙事层面研究的一系列重心转移.     

自由与超越——解析《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事艺术

<正>叙事学最初是在1969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1]叙事学是众多学科和学派共同建构的结果,当时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对叙事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叙事     

《撞车》的电影叙事学解读

电影叙事学不是关注电影表意的层面,它主要关注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功能,是对一个影视作品叙事结构的抽象性研究分析。本文将以电影叙事学理论分析《撞车》的叙事结构。一、影片《撞车》用分段交叉结构讲述精彩故事。电影叙事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故事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上)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呼啸山庄》叙事结构的双重性

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历来以其独特的叙事方法著称.本文从小说的叙述框架和时间安排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了两位叙述者和两种叙述顺序对构建双重叙事框架,推动叙述进程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说明这种框架式叙事结构如何构成小说主题的二元对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红色经典观众定位与错位——《野火春风斗古城》青年叙述者的引入及其意义

从叙事学的角度对红色经典进行分析,发现青年叙述视角的引入及其重大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分析红色经典在改编中的观众定位与错位现象.     

徐迟《黄山记》赏析

这是当代写景的杰作.表现对象是黄山.方圆千里,三十六大峰,三十六小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云情雨意,变幻多端;天光散彩,须臾莫辨,青松之壮,灵芝之奇,目不暇及.     

沟通民间的叙事策略——论乡土叙述者文学史意义

乡土人物取代知识分子成为叙述者是1990年代后乡土叙事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90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反思在文学文体上的应证。乡土叙述者的叙述语言打开了一扇通往乡土世界的大门，是对知识分子启蒙视角中知识分子眼光和思维方式的挑战和颠覆，而这其中《秦腔》中引生这个叙述人的出现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它基本上实现了叙述意义从民族国家寓言向乡土生活本身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