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我国通俗小说的影响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有重要影响:其一,表现在题材与人物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与人物被后世通俗小说吸收改造,如<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被<西游记>、<隋唐演义>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其二,表现在体制与体例上,后世通俗小说的"入话"、"散场诗"形式及配图形式、散韵结合的语言形式,章回体例的形成均与敦煌讲唱文学有关.其三,表现在叙事特征上,通俗小说在情节、人物、叙述视角等方面都对敦煌讲唱文学有所继承.     

近二十年日常叙事话语主题及向度转换

日常叙事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勃兴,使文学在与现实交流及对话层面贴近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其中的日常性主题也因此成为小说叙事中的新意识形态。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及性别视野等角度来解读曾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及自身意义在何种复杂的历史场域得以复活,并出现价值向度的转换,以此来把握转型期社会风尚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等均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故事世界”的三个面相：跨媒体叙事、书写模式及其资本生态

故事世界越来越成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故事世界的建构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话语”的二分模式,形成由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作用的跨媒体叙事,同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作品都对理解故事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世界并非制作者自上而下的单向建构,而是制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营造的产物。故事世界双向建构的特性使得对其的营造并不局限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故事世界筑造的背后还体现着复杂的资本生态。媒体公司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构建了宏大的故事世界,粉丝消费者则在激情的驱动下对故事世界进行扩展甚至改编,双方力量集合于同一场域中难免出现或明或暗的斗争。     

《围城》的空间叙事

现代小说空间形式的研究是小说本叙事分析的重要途径。小说本情节序列的展开是在相应的时空中运行的。空间场景的变化与人物性格、精神症侯的变化密切相关。《围城》的空间场景是值得研究的。借助于比较、联想的主动性参预，会体验发现小说本许多不曾阐释的内容。对叙述及叙述行为会有更为丰富的认识理解。     

小说叙事: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突破——略论新时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小说中的叙事

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模仿、借鉴及由其启发而逐渐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新时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对传统叙事法方法论的突破和延展是较为广泛的,如在文本的去主体化、叙事的破碎与断裂、语言结构的拼贴、情节的漂移、界限的消解等诸多方面,均体现出新时期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小说将叙事从一种小说创作的方法提升为小说创作的本体性意义的鲜明特征.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从史料的运用看《吴越春秋》的叙事特征

<吴越春秋>作者运用史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审美形象的过程.其方法有四种:1.传闻异辞,择善而从;2.博采史料,重新组合;3.曲意改铸,移花接木;4.点染生发,踵事增华.作者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服从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对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的审美把握,用审美理想之虚驾驭史籍材料之实,经过艺术的想象和概括去创作.这种叙事手法,已经从历史领域跨入了文学领域.     

中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研究——以严复译著为透析视角

严复译著采用申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输入近代西学于晚清文化语境,在整体上开启了反对传统主义的先河.同时,从叙事层次、叙事风格和叙事內容三个视角科学辩证地对待西学,汲取有益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和观念,改变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有力地回应了晚清知识分子内心焦虑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挑战,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崭新的认知途径.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感觉化叙事方式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叙事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感觉化,具体表现为叙事语言的感觉化,叙事节奏的感觉化和以感觉为叙事结构中心,由是与中国现代小说既有的叙事方式区别开来,使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更准确地捕捉与表现了中国新型都市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