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谈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 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叙述人称的统一性新解

叙述学界一般认为叙述人称统一于第一人称。实际上,第一人称并非一种自足的叙述形式,叙述人称统一于第三人称。叙述人称的两个变量是人物功能和叙述功能,从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到第三人称叙述,人物功能由强至弱,叙述功能凸显至一枝独秀,不同叙述人称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从叙述功能而言,从逻辑上可将叙述人称归于第三人称。明确叙述人称统一于第三人称,有助于推动第一人称叙述艺术的发展。     

《儿女英雄传》《型世言》第一人称代词比较

《儿女英雄传》与《型世言》在人称代词使用上的差异表现在:《儿女英雄传》双音节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型世言》。的作为领格标志词在《儿女英雄传》中极为常见,使用状况几乎与现代汉语之用法无异,而在《型世言》中则未见用例。《儿女英雄传》中第一人称代词,尤其是我、我们、咱、咱们等,与其他短语的结合能力明显增强。《型世言》保留了明末南方方言中的常见代词,而《儿女英雄传》反映的则主要是当时北京这一地区的代词系统的特质。     

心里风格与语言研究——小说《阿甘正传》主人公的心理风格解读

《阿甘正传》(Forrest Gump)是美国作家温斯顿.葛鲁姆1986年发表的一部讽刺喜剧作品。主人公阿甘智商较低,被看作"白痴",但他善良单纯,天赋异禀,先后成为大学美式足球明星、越战英雄、世界级乒乓球运动员、     

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探析《大人物盖茨比》叙事艺术和主题思想的统一

美国著名作家菲兹杰拉德的不朽名篇<大人物盖茨比>是美国小说史一部现代叙事艺术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一改传统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以一个全新的切入点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起来,有力体现了菲兹杰拉德对叙事艺术的发展.     

人称代词“予”的出现时代及与“余”、“舍”的关系

从出土文献来看,第一人称代词"予"在汉代才出现.在此之前,"予"的前身是"舍".西周早期"舍"就从"余"中分化出来,承担"余"的本义"赐予、给予".大约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舍"还成为与"余"有别的另一个人称代词,这个人称代词到了汉代写作"予"."予"的字形有两种来源,其中一种来源就是在"舍"下加"(O)"变成"舒",再由"舒"字分化出"予",即()."予"与"余"非同词异写的关系,二者在出现的时代和来源上都是不同的.今本<尚书>中有第一人称代词"予"不能证明周代就有第一人称"予".在出土文献空前丰富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出土文献将汉语史的一些问题真正置于历史的时空当中,还其本来面目.     

叙事研究的轨迹与重心转移

叙事学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则是近十年来的事.叙事学在中国已经跨越了萌芽期和引进期,正在其发展期中形成自己的特点.与传统叙事研究相比,新时期叙事研究的最主要变化是由"所指之事”转向了"所用之叙”,这种叙事观念的转变引发了叙事层面研究的一系列重心转移.     

自由与超越——解析《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事艺术

<正>叙事学最初是在1969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1]叙事学是众多学科和学派共同建构的结果,当时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对叙事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叙事     

《撞车》的电影叙事学解读

电影叙事学不是关注电影表意的层面,它主要关注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功能,是对一个影视作品叙事结构的抽象性研究分析。本文将以电影叙事学理论分析《撞车》的叙事结构。一、影片《撞车》用分段交叉结构讲述精彩故事。电影叙事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故事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上)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