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的教育意义

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苏联官方文学中,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且承担教育功能,而内视角一向是被排挤的。高尔基《我的大学》及在其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作家穆坎诺夫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生活学堂》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两部著作中承担教育功能的是内视角,以见证之"我"为典型,对文本教育意义的阐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教育意义关系的探索,对该时期文本第一人称叙事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的叙事研究至关重要。     

在“过去”、“现实”与“未来”的三重纠结间——近代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近代不少作家尝试摆脱传统的说书人叙事,采用新颖的第一人称叙事.在实践过程中作家在新技巧的诱惑、读者的潜在需要与传统叙事范式和观念阃徘徊纠缠.这些并不成功的实践折射了中图文学转型的复杂与艰难.     

不可靠的叙述者:《玫瑰之名》的阿德索

意大利知名学者翁贝托·艾柯的成名作<玫瑰之名>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艾柯在这部小说里巧妙安排了"不可靠的叙述者"--阿德索,这一叙述技巧的运用寓"反讽"于文本之中,彰显了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范本.     

从聚焦模式看《微暗的火》叙述者的可信度

以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为指导,探讨纳博科夫《微暗的火》中叙事者的可信度问题,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该小说的叙述艺术研究。     

“九九缺一”母题的南亚佛教文化溯源

“九九缺一”,是一个从南亚经由佛经媒介传入中土的奇妙叙事母题。从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可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运用“十”(及其倍数“百”、“五百”、“千”)这样的数字时,故事叙述者“思维定势”影响到叙事表达方式的有序化和习惯化。中土小说野史为此有了一种先在的互文性参照。在一个富有意味的整数到来之前,就有了某种先在的暗示,而数字背后又连带着“数”——古代又常指人既定命运,命运要来一个大的转折,从而叙述的故事情节出现了一个“陡转”讯号。或者,这个陡转就带来了特定故事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该母题的存在,可较为合理地解释因为某种神秘信仰没有被实际验证的情形。     

叙述层变换与视角运动

叙述层变换和人物视角在时空中的运动是人物充当形式叙述者的典型叙述形式。涉及同故事和异故事时 ,讲故事的人物和被讲述的人物的视角关系往往导致叙述者符号操作行为的复杂化。对叙事现象中的视角关系的精确刻画有利于文本的意义分析。     

论张爱玲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控制

张爱玲小说中的叙述者在时间、情感上与人物保持着距离,这样的距离控制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苍凉、冷峻的叙述风格,具有一种穿透人性隐秘的深度和力量。     

《金瓶梅》与《红楼梦》叙事方式比较

本文主要从叙述者和叙事角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金瓶梅》在说书人叙事的基础上 ,让书中人物充当叙述者 ,对相关事件进行叙述。《红楼梦》中的二度叙事更加成熟 ,叙事层次也更加丰富。《金瓶梅》在全知叙事的基础上 ,使用人物视点叙事和客观叙事。《红楼梦》将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客观叙事紧密结合 ,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第三人称叙述者及其在文本中的介入

第三人称叙述者是作家惯常选择的叙事人称。不同类型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有所不同,从全知全能的公开介入到客观超然的“销声匿迹”,由此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文体风格和阅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