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权利人有效通知的认定

【目的/意义】通知具有推定电商平台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就损害结果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效力,有效通知在实质上可促进电商平台积极作为,在形式上会遏制一部分恶意投诉的现象。【设计/方法】通过对相关案例及争议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现行立法对通知的原则化规定导致实务中对专利领域有效通知的认定标准出现不统一,同时有效通知标准也受限于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的审查能力。【结论/发现】在专利侵权中应对有效通知课以更高标准,而适当降低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在客观上,有效通知内容中的专利侵权初步证据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通知的形式应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而不必符合电商平台的投诉规则。有效通知主观状态需以善意相信为标准,但不应要求专利权人负有合理使用的审查义务。     

本刊授权律师声明

<正>本刊谢绝一稿多投,抵制学术不端行为,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所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本刊不承担任何侵权及连带责任。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并有权在网上发布、结     

高压电致害案件的责任分配问题研究

高压电致害案件在责任分配上的特殊性,部分是由于司法解释对该问题的处理过于依赖原因力标准。在侵权案件的分析中,应当明确区分归责阶段和责任分配阶段。依据严格责任原则对电力设施产权人归责时不考虑过错,但这并不影响在责任分配阶段考虑严格责任人的过错程度;而原因力则是责任分配要素之一。     

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

针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复杂的特性,我国立法中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意在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然而,该规则中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未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是否具有常态关系这个大前提,逻辑缺陷明显,以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可靠性低;且被告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反证难度极大,使被告几近承担绝对责任.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往往排斥或变通适用该举证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与立法脱节.而因果关系推定在逻辑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和周延性,原告须对大前提(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常态关系)和小前提(基础事实)进行举证,据此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则对因果关系不存在予以反证,既可针对因果关系这个推定事实直接反证,也可就原告举证的大小前提进行反证,这给被告提供了较大的抗辩空间,能够较好地弥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不足.     

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之完善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可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首创,我国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规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文将对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作一些分析。在简要介绍海外类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规定的基础之上,对完善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提出初步的设想。     

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对《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误读,引发了我国环境法学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违法性肯定论”与“违法性否定论”之争。上述两款法条,前者规范超标排污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损害救济,其民事责任成立的“门槛”较高,但救济对象较广。后者则降低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标准”,但缩小了救济对象。两者为环境污染的受害人提供了不同的救济途径,在司法实践中,应由法院根据个案选择适用。     

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的构建

近些年,我国大规模侵权事件频发,研究大规模侵权理论,特别是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大规模侵权损害的救济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即以政府服务为主导,综合运用以侵权人赔偿为基础、责任保险为主力、救济基金为保障的多位一体救济模式,用多元化的思维和举措保障受害人获得救济,从而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赔偿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分配探析

《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医疗损害赔偿实行的过错责任原则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因课以医疗机构较重的举证责任而饱受诟病。《侵权责任法》意图将举证责任在患方和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均衡,但存在矫枉过正之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作用十分有限。为确保公平公正,应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立法例,减轻患者的初步证明责任,以求平衡医患双方利益,缓和医患双方矛盾,更好地解决纠纷。     

试论民族地区建立“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分担机制”的必要性

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分担是一种将因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转移到社会,由侵权行为人以外的主体完全或部分分担损失金额的侵权赔偿责任机制。社会连带理论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从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均能证明民族地区建立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分担机制的必要性。     

《合同法》第51条价值论

《合同法》第51条的立法本旨是,通过赋予权利人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追认权和否认权,救济和保护权利人之权利,从而达到保护财产静态安全的目的。于解释论而言,第51条中的处分应包括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即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但是,一体把握与我国的交易实际不相符,同时也与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及《物权法》确立的区分原则发生了冲突,结果使得第51条的立法目的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