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易平台专利侵权中“通知-删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兼论《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的完善

针对网络交易平台中专利侵权问题,《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增加了第63条第2款,加大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承担。但是,该新增条款由于忽略了“通知-删除”规则保护对象的特殊性,未考虑到专利侵权判断的困难性,立法技术上过于简单,缺乏具体实施要件,导致日益猖獗的侵权现象难以遏止。因此,需要完善通知规则,创设转通知规则,保证网络用户及时进行申辩的权利,从而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     

环境民事侵权中无过错责任的走向

在环境侵权中,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运用加强了对环境民事损害的受害者的民事救济,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有可能掩盖行为人的过错,掩盖政府责任,以及可能使一些在无过错情况下致害的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而即使企业破产其有限的资产也不足以满足众多受害者的正当赔偿要求。因此,在民法框架下,环境侵权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最多应当止于过错推定原则。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走到无过错责任原则,走到这一步,就应当超出民法的范围,走向社会法领域,而不应再停留在民法之中。     

我国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现状分析与对策

公众对知识产权内容不甚了解,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群体性侵权现象依然存在,个体侵权行为隐蔽,这主要是由于价格及性价比因素,加之知识产权意识与法规制度建设不同步,以及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滞后等原因。由此,提出针对性对策：一要平衡公众与知识产权者的利益,建立利益联动机制;二要强化知识产权的宣传．正面影响公众;三要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多举推动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提升。     

浅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事故责任归责原则

学校是否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这与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有根本的关联。而学校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侵权行为的样态有密切的关联。学校的一般侵权行为应当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学校的特殊侵权行为应当区分不同的具体情况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或公平原则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笼统地把学校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抽象为过错责任,是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有关法理的。     

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

针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复杂的特性,我国立法中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意在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然而,该规则中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未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是否具有常态关系这个大前提,逻辑缺陷明显,以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可靠性低;且被告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反证难度极大,使被告几近承担绝对责任.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往往排斥或变通适用该举证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与立法脱节.而因果关系推定在逻辑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和周延性,原告须对大前提(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常态关系)和小前提(基础事实)进行举证,据此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则对因果关系不存在予以反证,既可针对因果关系这个推定事实直接反证,也可就原告举证的大小前提进行反证,这给被告提供了较大的抗辩空间,能够较好地弥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不足.     

学术期刊编辑审稿中应增强侵权防范意识

抄袭、剽窃、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在学术期刊上屡屡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稿件审查程序不够严密。针对学术期刊编辑审稿流于形式或审稿失实、审稿时滞过长、不重视参考文献核查等编辑主体意识淡薄的表现,提出增强编辑的主体意识,加强编辑的职业道德修养,重视文稿查新工作和提高编辑的文化素养等侵权防范措施。     

大规模侵权与惩罚性赔偿——以风险社会为背景

现代社会中,来自人类自身的风险已经成为风险的根本性来源,大规模侵权正是风险社会中的一种极端表现,以补偿性损害赔偿为主的制度设计正在受到来自风险社会的冲击.预防可能发生的损害应当成为侵权救济的重要目标,惩罚性赔偿所具有的惩罚、威慑功能与遏制大规模侵权的目标相一致;在大规模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当考虑责任构成要件的特殊性,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所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可责难程度、补偿性损害赔偿的金额等多种因素.     

风险社会与损害救济机制的转型

现代风险具有技术性、系统性、可估算性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受二元赔偿结构的限制,形成于传统风险条件下的古老侵权法再也无法独自承担起救济现代风险损害之重任,而必须与责任保险、第一方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化救济机制相互协作。在此背景下,我国《侵权责任法》未能充分考虑与其他社会化救济机制进行协作的需要,其立法理念略显滞后。通过对侵权赔偿与各种社会化救济机制的整合,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综合救济体系是我国损害救济机制转型的未来方向。     

普通法上董事侵权责任解说——由香港法院近年判例引起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特区社会经济交流日益增多。作为公司法律制度较为健全的司法域,中国香港特区的公司法判例中有很多做法值得内地借鉴,其中有关公司董事侵权归责的处理则是一例。以香港公司法上董事侵权案件为引,深入探讨香港乃至英国普通法系统上的董事侵权问题,包括过失侵权和故意侵权两类形式,认为公司董事侵权责任应受侵权法约束,解释了“个人责任假定”测试的内涵,主张代理说较代表说更具理论优势和实践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