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文献与孔子后学思想之内转趋势

结合简帛文献和儒家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孔子之后儒家思想有一种明显的内转趋势。《五行》揭示了圣德与听觉意识及乐之间的深刻关联,并强调慎独之独特内涵,以此突出内心自由和心之修养的地位。而重情,尤其是亲亲之情,在郭店简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六德》和《唐虞之道》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亲亲之情在伦理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性自命出》即情言性,在心与物相接的感应上言教化,并以反善复始的复性义规定此教化成德之本质内涵。这些文献通过对心、性、情以及气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丰富了对人之最本己的能力和可能性及其实践道路的理解,深化了孔子所开启的内转的精神方向,为孟子的出场做了思想史的铺垫。     

别跟中国人民玩黄的

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瞿秋白教授创办《布尔什维克》,取名《少女怀春》。国民党有所察觉后,这本刊物又改名叫《小学高级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假装是课改成果。还有一本《红旗周刊》,不可能公开上市,于是就叫《快乐之神》,好像是都市男女的颓废读物,其实宣传的是让劳动人民早日快乐的精神。     

台湾国语词汇与新加坡华语词汇特色比较

和英语一样,汉语在世界范围内在扩散类型、习得方式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呈现层级分布.处于汉语言语社区内不同层级的台湾国语和新加坡华语的词汇系统之间存在着共性和差异.词汇是语言中对社会变化最敏感的要素,它真实地记录着社会的各种态势.台湾国语词汇和新加坡华语词汇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区域性特点,是人们了解台湾和新加坡的重要途径.台湾国语和新加坡华语是在不同的土壤上形成的汉语区域变体,是一脉相承的汉民族共同语.     

试论柳宗元对之文趣说——以对《国语》文趣的继承与发展为考察中心

柳宗元提出的文趣说是对中唐古文运动文以明道理论的重要补充."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其文趣说源于对<国语>的独特理解,表现在三方面:一、对<国语>极富生活情趣的叙述手法的继承和学习.二,对<国语>人物对话中理趣的继承发挥.三、对<国语>于巧思立意和文采炳然中蕴涵特殊趣味的继承.但柳宗元的文趣又不局限于此,它又与作者在寻常山水中发现的独得之乐相结合,与文章的奇味相结合.柳宗元的文趣说和韩愈的不平则呜说一样为古文创作注入了蓬勃的艺术活力.     

文学史视野下的“国语”教学——以“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实践与文学批评为例

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在1917年以后取得成功,个中原因除了这一时期白话文创作上的优异成绩以及与这个成绩相匹配的思想变化以外,国语教学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白马湖作家群”为例,他们的“新”作文观以及对现代叙事知识与语言知识的讲解,都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     

论简帛书法发展的内在原因及其载体的文化意义

简帛书法是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应从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简帛书法的发生、发展、湮没、中兴,既与简牍缣帛文化载体这一物质外壳有关,更与书法艺术自身内在发展规规律密切相关。简帛书法的文化载体本身即蕴含着极为深刻而特殊的文化意义,如对汉字书写编排的由上至下、由右至左的款式习惯的形成,汉字的简化,汉字横画多于竖画等特点的形成,汉字书法笔法的丰富等都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五四歌谣方言研究与"国语文学"的民族性诉求--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活动为例

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会刊<歌谣>周刊,在歌谣和方言的收集、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五四先驱认识到歌谣、方言的民族"化石"价值,重视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探研、借鉴;他们利用文化向心运动规律,以国语摄入方言、同化方言,实现国语与方言的融会贯通;他们主张吸纳歌谣民间形式,极力推崇方言文学创作,以便为国语文学输入新质,为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加范本.这些活动既反映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又体现出新文化先驱建设新文学时对民族性的认同与诉求.     

从《国语》看互见法的萌芽

《国语》已经用互见法描写人物形象,叙述历史事件,组织全篇结构,表现作者意愿。具体表现为：根据人物选择史料、叙述历史事件因人而异、重复写人,故事完整、重复叙事,分类叙事、历史事件相互联结。由此可见,国语已产生互见法的萌芽。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

1920年代,西方语言学科班出身的林语堂,语言学家身份逐渐退隐,几乎彻底转入文学领域,成为世所熟悉的小品文作家。林氏在两个身份之间徘徊、转移,全面参与了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运动、国语统一运动在内的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林语堂倡导汉字与罗马字通约并行,并将追求“一等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而非偏执于白话与文言之争。他与传统小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作人文字、文学观念的投契,为〖JP〗审视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即具世界主义色彩的西洋语文观念如何与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中国语文思想之现代创构合流。林语堂作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主席主持《歌谣》的方言调查,并参加“数人会”,拟定“国语罗马字”,贡献卓荦。但中国当时建设现代语言学的专业环境缺失,语言学家内部就“革命”与否又分歧不断,这都冷却了林氏的语言学热情,而激发他与《语丝》文学团体趋近,促成了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