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扶贫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生态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脱贫减贫、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效衔接的重要方法。本文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322篇CSSCI和北大核心收录的生态扶贫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探索生态扶贫的研究特征、研究主题、研究前沿以及研究趋势,厘清了生态扶贫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结果表明：在研究特征上,生态扶贫研究经历了2000年至2015年的起始期和2016年至今的发展期两个阶段,生态扶贫研究规模日益扩大,在学科交叉背景下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的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但在科研合作趋势和学术交流上存在显著短板。在研究主题上,生态扶贫研究主要围绕生态扶贫的概念内涵和理念发展、生态扶贫的运作机制和实现路径、生态扶贫的产业模式和风险评价三个方面展开。在研究前沿上,生态扶贫方法创新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减贫路径是研究的前沿方向。在研究趋势上,在发展期阶段,生态扶贫产业建设、精准化生态扶贫策略、后扶贫时代贫困地区生态治理等研究内容的热度较高,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扶贫研究内容的具象化和研究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后续研究应致力于提升生态扶贫的实证研究层次,加强跨学科交叉与学术合作研究,聚焦生态扶...     

驻村“第一书记”的角色定位与历史担当

驻村"第一书记"的本色是人民公仆,角色是抓党建促脱贫的得力干将,勿以钦差大臣自居,勿越俎代庖地包办村委支部书记的职责。在落实扶贫开发重任时,"第一书记"要有历史担当,重点要在抓基层党建、促进农民增收脱贫等方面下功夫、尽责任。同时,要不断完善"第一书记"工作机制,使其在推动精准扶贫中发挥更大效能。     

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贫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基于课题组2016年3月在武汉市H区Q村搜集的精准扶贫经验材料,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普通农户、村民代表及党员、富人、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即明晰精准扶贫的定位,改革和完善精准识别和考核机制,健全精准扶贫监督机制,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并发挥“能人效应”。     

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拆解与立体化重构

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党和国家采用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扶贫包干"模式,选派优秀干部组成"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直接嵌入深度贫困地区,突破其资源约束和能力瓶颈,因村施策地帮助贫困村摆脱贫困陷阱。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这四个关键性问题,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把脱贫任务落实到"最后一公里"。驻村工作队在精准治贫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有些地方也出现了策略性脱贫、仪式化表演、多元主体较量等绩效悬浮现象,不同程度地引发了原生村庄的公共性、自治力、利益链以及行政力量等要素被逐渐削弱的现象。鉴于此,驻村工作队与贫困村的匹配度、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脱贫致富的持续动力等亟需进行多维重构,以提升它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性。     

精准扶贫的资源配置逻辑与实践困境

扶贫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确保精准扶贫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精准扶贫资源在配置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源的项目化与社会生活的不规则性、政策执行的科层逻辑之间的张力。这一巨大的张力使极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倒逼,从而产生“反科层”的逻辑,进而使精准扶贫资源的配置面临实践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应着力于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增强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建设和因地制宜地发掘地方优势资源,以激发扶贫对象为主体的内生动力。     

传统贫困观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既有儒家“富而教之”的反贫困理论,也存在道家及法家思想对于贫困有意无意间的“制造”。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以及长期小农经济下的物质贫困,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脱贫攻坚中的阻碍因素。精准扶贫,既需要汲取传统反贫困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更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探索完善基层文化建设新模式。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精准识贫。基于2015年重点国有林区718户职工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通过综合收入和消费标准,可以将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分为选择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3种类型。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健康状况、家庭负担系数、是否管理人员家庭、家庭职业分化类型、家庭社会关系、农林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家庭所在林区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和脱贫工作带来启示。     

压力型体制下政策对象的回应:边缘贫困户的贫困依赖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困依赖现象。通过江西省A县的多个案调研,基于压力型体制贫困治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制度(政策)—个性—行为综合作用的分析框架。贫困边缘人群贫困依赖现象的发生逻辑主要有三,即贫困的刚性化让少数边缘贫困户产生有失公平的错误认知;扶贫政策高压下边缘贫困户怀抱侥幸心理想尽可能索取更多政策利益;边缘贫困户对基层组织的贫困依赖行径会基于依赖心理,政府的全员参与而越来越强烈。在脱贫攻坚的治理压力下,解决贫困依赖问题需要健全干部容错纠错制度,优化政策内容与过程,强调扶贫先扶智和加强发展型脱贫建设,打击"非法上访""闹事"等争贫行为,适当减少基层组织的扶贫考核压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式扶贫。     

新时代大数据思维推进精准扶贫的 理论、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基于对甘肃和贵州的调查思考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是我国扶贫战略的重大转型。但扶贫工作中存在着扶贫对象不精准、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扶贫效果无法跟踪等问题。新时代大数据思维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技术支持。基于对甘肃和贵州的调查,两省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大数据管理平台,发挥了大数据在精准扶贫中的分析、监控、预警和展示能力。为进一步推动大数据在未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有效运用,还需要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重要性,注重数据安全,并加大数据人才培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