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到"精英"——论我国犯罪论体系话语模式的转型

近年来刑法学界关于犯罪论体系变革大讨论的背后,是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对立.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考虑,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不同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结构相对简单,学术含量较低,体现了一种大众话语的立场.但是随着法治社会的建立,法律专业化的趋势要求司法队伍精英化,学术界必须能够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工具,因此,犯罪论体系必将面临大众话语模式向精英话语模式的转型.     

名人妙题校联

学校(书院)乃教书育人之场所,学校(书院)能否出人才,出精英,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因而历来为人们所关注,不少名人还亲自为其题写校联.这些校联不仅意蕴深厚,而且富有情趣,耐人吟咏品赏,给人教益和启迪. 宋代理学家朱熹为白鹿洞书院题写校联: 日月两轮天地眼; 诗书万卷圣贤心.     

美国当代大学人文教育课程基本特征

文章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从6所样本大学的英文官网搜集获取其本科人文教育课程的大量、详实的电子文本,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探究当代美国大学人文教育课程的基本特征。研究者从美国当前人文教育课程的定位、目标、课程设置及内容建设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指出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具有始基性地位而不可或缺;名校“精英”抑或普通公民都需要良好的人文教育,只有程度水平的差异而无素质规格培养的壁垒;课程设置则兼有结构化与开放性的特点;在内容上则体现出永恒性与时代感的融合。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以福州为分析中心

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资料,运用统计方法,以福州为例,研究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的关系,指出近代福州精英群体活跃于国内政界、军界、学界,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并呈现人才集聚的特征。近代福州精英群体的形成,除得益于传统文脉的延续外,与近代开埠有极大关系。都市的繁华,外国势力的深入,市民力量的兴起,商埠贸易的频繁,使近代福州人口流动性增强,民众受教育机会增多。信息来源渠道的拓宽,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因此能得风气之先,涌现大批优秀人才。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常青滕,常青滕 --美国名校记趣

美国是精英立国、精英治国的国家,而精英的标准之一是名校的毕业文凭。这一方面是因为名校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名校的毕业生拉帮结派、呼朋唤友,形成主流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蔑视与改造精英——世纪末小说的一大景观

本文以世纪末小说为立足点,揭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一大特征———颠覆精英,及其潜在的现实背景。并指出：文化痞子、城市平民、都市白领对精英的蔑视与挑战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革命意义,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可能导致灾难性社会危机,因而主张各阶层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

学界主要聚焦于如何发展社会福利的研究,对于为何发展社会福利则讨论不足,从学理上廓清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尤为重要。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包括趋同论、扩散论、意识形态论、文化论与个体精英论等多元解释,这些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现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主驱力：一是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福利社会的想象力与行动力;二是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形塑着民众的公共性,唤醒了人民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意识;三是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和干预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建设;四是社会治理技术化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福利的系统性与专业性。这些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田野欧盟：国际组织人类学的前沿进展与特色述析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欧盟等“巨型”现代国际组织,逐渐进入人类学家的研究视域,这既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人类学内部不断累积的“自省与反思”思潮的催化。初入国际组织这一新的田野,人类学者尝试发挥所长,进行了多种拓展。本文以欧盟人类学研究为例来探讨人类学研究国际组织的独特思路与方法,主要回答了以下重要问题：人类学为何开辟了国际组织这一新的田野?在多类型国际组织研究中,欧盟人类学研究为何独具价值?其主要研究什么?是怎样研究的?带来了哪些重要启发?本文认为,人类学家通过所谓的“小虫之眼”,对庞大的欧盟开展了深入细致地观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包括拓展了对欧盟定义的阐释,推进了对“文化政治化”的认识,而且从“局内人”与“局外人”角度解析欧盟复杂的内外关系,对共同体的分化与多样性特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描,探索了一种具有文化关照并能链接“宏大与渺小”的“全球化”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