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敦煌吐蕃文书《礼仪问答写卷》中的仁学思想

在敦煌藏经洞中发掘出的吐蕃文书《礼仪问答写卷》主要劝导、规范人们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所必备的礼仪道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及其所反映出的孔子仁学思想则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至今仍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调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公元7-8世纪,吐蕃政权与唐朝皇室政治联姻,随之而来的是藏汉人民的友好交往,《礼仪问答写卷》正是在这种密切交往中应时而生,将之与《论语》比较解读,可以非常清晰地探寻出汉藏文化的渊源关系。     

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及学术风尚

南宋时期士人关于《盐铁论》的接受维度、层面,比北宋时更为广泛、深入。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业的发达,更得益于南宋学术风尚的推动。南宋官学在“法祖宗”的政治要求下,一方面要破除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欲树立新的学术范型。在破与立中,以道问学为意趣的考据学日渐盛行;以尊德性为旨归的理学亦渐居统摄地位。在新学术风尚的影响下,《盐铁论》被南宋士人广泛关注,成为理学家高扬儒家道义的经典参照和学者考据典制渊源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南宋理学家以道为本的辞章认识,也推动了对《盐铁论》文学价值的深刻认知。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个新视角。     

传统律学新探

关于律学的概念、产生和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定论.律学是对中国古代法典进行注解与阐释的一门科学,律学的实践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理论起源则包括魏晋法律的发展成熟、士族社会的发展和学术分科的需求等,魏晋律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法律的进步.     

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徘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龢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论《民法典》中债权让与规则的统一构建

《民法典》新规定的保理合同本质为债权让与,但立法却在债权让与通知主体的范围、是否采登记对抗要件、多重让与时权利优先性的确权规则等方面均将其与一般债权让与作出区别规定,这有违体系上的统一性,且对抗要件、确权规则间的歧异无法避免出卖人与受让人间的恶意串通,有损交易安全。为此,建议完善一般债权让与规范：一是赋予一般债权让与中有充分证据的受让人以通知资格,二是将一般债权让与新增为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的登记客体,三是同一债权上兼存债权让与、保理及债权质押时,按统一的确权规则认定在先权利。其意义在于激励权利人积极行权的同时避免诈害行为,消弭双轨制确权规则造成的体系冲突。     

"牖"与"窗"交替性的历时嬗变——兼谈《二典》材料引证失实的问题

在古汉语中,“牖”、“窗”是一对常用的同义词。只不过,“牖”多通行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以及口语中,而“窗”除先秦、两汉十几例之外,只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才逐渐多起来,但真正盛行还是始于唐代。本文认为,“牖”与“窗”之间的同义演化遵循着“挤入——并用——取代”这样一条普遍规律,它是一种交替性的历时嬗变过程,“窗”替代“牖”并取得正统地位其历史时代当不会晚于元代;其次,《二典》所引表示“牖”和“窗”本义的始证材料均嫌失实,时代过于滞后,尤其是“窗”的本义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考源。     

周代历史理性崛起的文化前提

中华民族历史理性的崛起发端于周代。历史理性之所以在周代崛起,除了统治者提倡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文化因素为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神道设教":在周代披着宗教神学外衣的"神道设教"除了向世人灌输的迷信观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大量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列入祀谱,以推行教化,它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历史理性。二是周人对典策的高度重视:周代典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政治管理经验,它在周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举凡重大事件,统治者必定向历史典策中寻找依据。典策在当作行政运作的依据的同时同样培养着周人的历史理性。     

《韩非子》揭示的领导身边的“小权力”

正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重拳出击惩治腐败,许多"大老虎""小苍蝇"纷纷落马,在这些落马官员背后的"秘书帮"也逐渐浮出水面。与因地域而勾结的"山西帮"和因行业而合谋的"石油帮"相比,"秘书帮"具有广泛性和松散性的特点。说其广泛,是因为只要有领导,就有秘书,就有可能形成秘书滥权的问题。从近两年落马的郭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