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人.他14岁考取秀才,24岁获选拔贡,43岁中式举人,但四次会试不中,遂绝意功名仕进,专心于讲学和著述,曾长期主讲南昌经训书院.他还早有经世大志,主张通达古今之变来经世救时,1898年出任南学会学长,1902年创办善化小学堂,此后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等处授课,并兼任善化小学堂监督、湖南高等学堂代理监督、湖南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湖南省图书馆纂修等职.     

论《(万历)广西通志》之历史形态

《千顷堂书目》载明代修有五部广西通志,今仅存嘉靖与万历年间修的两部。《(万历)广西通志》的修纂是由广西巡抚戴燿在其任中授命苏濬编纂而成的。该志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修成,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杨芳主持刊行,体裁以志为主,分为二十一个门类,从类目设计、小序和后论的运用以及材料的遴选等方面,均体现了"驭夷"的地方政治需要。在内容上,该志亦注重掌故,广采文献,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四库私人献书补遗——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据

私人献书是《四库全书》底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对纂修《四库全书》起了重要作用,但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只是将它作为四库编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忽略了对私人献书的种类和献书群体的考察,而且所依据的材料也多囿于吴慰祖校订的《四库采进书目》。本文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主,并与已有的研究合并考察,对私人献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补充,发现了关于私人进呈的新信息,扩大了对私人献书的群体的了解,有助于对四库献书家群体作更为细致的划分。     

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看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山东巡抚所上奏折为例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编纂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员范围最广的一部综合性丛书。乾隆皇帝一方面宣称"稽古右文",另一方面"寓禁于征",并谕令各省督抚助其完成这项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统治政策,也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乾隆皇帝实施的这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各省巡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乾隆皇帝转变治国策略、大兴文字狱之举的过程中,十多位满汉山东巡抚成为朝廷的忠诚耳目和中央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积极参与违碍书籍的查访、收集、呈缴和销毁工作,对于乾隆朝的政治思想文化控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商榷

<明史>纂修的时间历程甚长,在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官方的纂修成绩很小.究其原因,是清廷当时仅出于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开设明史馆,致使<明史>两次处于既无法实际纂修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近几年,有学者提出顺治朝曾修成编年体<明史>等见解,这是值得商榷的.     

故事斋 解缙妙语对奇联二则

其一解缙是明朝大臣,有学问,主持过《永乐大典》的纂修。解缙幼年家境贫寒,有一年除夕,解缙想写一副对联庆贺新年,正苦于无恰当内容可写,忽然看见对门富翁家的宅院旁有一丛青翠葱茏的竹子,便写下了一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富翁见了,心生嫉妒,便命家人将竹子拦腰砍断,想以此反难解缙。     

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