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书档案的自动化管理

本文从文书档案管理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文书档案在自动化管理的具体内容以及在管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并针对其中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晚清时期日文史书译介活动及其特点

晚清时期,日文史书的译介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译介过程中,众多知识分子、文化刊物与机构参与其中,并形成四个特点：翻译活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地域上呈现两个活动中心;译者在译介过程中的慎重选择性;翻译活动的繁荣呈现短暂性。同时,译介活动还存在两点不足：译介活动的地域发展不均衡、史学理论书籍的翻译数量较少。尽管如此,日文史书的译介依然起到了开拓国民视野、启迪民众思想、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皇上吃请

历朝历代的皇帝国王,不管是赵钱孙李,还是威廉亨利,逢到与臣民会餐这样的事儿,总是请客的时候多,吃请的时候少。说起皇上吃请,次数虽然不多,场面却着实不小,其中最甚者大约是隋炀帝。据史书记载,他出巡时,“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馐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     

历史的多元形态与文艺表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生产方式的内在变革以及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占有方面的多层分化,引发了“历史话语权”、“历史表述权”的调整和重新配置。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看待中国当下文艺的历史意识,成为文艺研究者与创作者需要反思的新课题。有鉴于此,本刊邀请了五位当代文艺思潮的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当下文艺的历史意识,希望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并有所反馈,以便我们组织更深入的讨论。     

从碑刻看张掖明清时期的佛教

碑刻是先人留下的一种珍贵资料，它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详实地记载了社会历史的变迁。碑刻的内容大都真实可靠，正如宋代著名的金石大家赵明诚所论：“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可以证讹谬，有功于后学。”因此，碑刻不仅可以校史书之谬，还可以补史书之不足。张掖碑刻资料丰富，其中，有关佛教的碑刻数量众多，     

以史为鉴：领导用人的四项原则

领导用人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治国之道的核心所在。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用人之道方面的论述和实践，在古代史书中有大量记载。借鉴古代用人之道，其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多层次、宽领域、广覆盖地把全社会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都囊括其中，以加快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     

乾隆是怎么读历史书的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乾隆亲自抓的一项文化重点工程。全书共有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自伏羲氏，下至明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因为亲自抓，于是抓得细，据说，书每成一卷都要抄好进呈御览。乾隆极负责任，沙里披金。留下了一千九百多条批注．十五万字之多，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     

论明末清初私修史书对明亡历史原因的探究

明末清初私修史书中,有大量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历史评论,从君臣责任到制度反思,史家从不同方面反思明亡教训,这成为明末清初私家修史一个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