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史书杂采奇闻轶事的叙事方式——以南朝范晔《后汉书》为例

南朝所撰正史,喜好采录琐事异闻入史,成为一大鲜明的叙事特色.以<后汉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南朝史书杂采奇闻轶事的叙事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南朝史书的叙事内容,给南朝史书叙事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对全面展现这一段文学史发展的风貌,促使史书编撰者提高叙事艺术水平,具有一定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蜀中汉碑三题

本文主要对蜀中重现或新发现的三通汉碑的碑文内容和文字进行了考释.其中,简述了<何君阁道碑>的重现经过,对碑文内容及其书体进行了一些考释;对<汉赵仪碑跋>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并对碑文中提及的掾史一职的源流提出一些看法;对<郭择赵汜碑>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史体、史例考辨

史体包括史书的外部形式——体裁,也包括史书的内部结构,如纪、传、表、志等;史例是笔法运用、文辞修饰、行文风格等约定俗成的历史编纂规范,包括断限、编次、称谓、曲笔、避讳、注释等。史体是编纂形式必须遵循的宪纲体式,史例是表现史体性质和旨趣的法度条例。"体"决定史书的"方以智",是史书之经,是史书编纂必须遵守的准绳;"例"提供了"圆而神"依据,供后世因革损益。体例具有极强的规定性和否定性,随着经典史著的诞生而诞生,是史家主体在编纂实践中理性抉择的产物。     

古代迎春仪式

据史书记载，从周代开始，直至清末民初，官家都把立春作为重要节日，举行种种迎春的欢乐活动。立春之日，东风解冻，正是劝农耕作之时。“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我国数千年传统，自古每年立春，上至朝廷天子，下至府县官员，都要举行隆重的迎春仪式。到了汉代，迎春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礼仪制度。     

唐太宗也无权看《起居注》

古代的皇帝和大臣,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史书记载的唐太宗想看个人"档案"一事,让人颇觉意味深长。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39年)四月,某一天,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问道:"你近来又主持《起居注》,里面记了些什么呢,我可以拿来看看么?""起居注"是史官中的一种官职,其职能是专门负责记录本朝皇帝言行。这些载有"帝王言行"的史书,也叫《起居注》,堪称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

少数民族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早在1986年就指出,"史学史的工作,是一个很艰巨的科学工作.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兄弟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的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还认为,"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1](P178).     

体悟领导者的进退之道

年近不惑,看过生活中和史书里各色人等在各自的人生之路上孜孜以求、奋力前行之种种境况后,忽有所悟:进退之道实在大有玄机,善于把握者可以建功立业,刻意强求者,往往如宋末元初通鉴研究专家胡三省所言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人生在世,大凡有抱负者,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