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即用儒学,投机见体”的“大陆新儒家”——由“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所引发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引发出当前大陆儒学发展的一些问题,通过此次"会讲"可以看出以陈明为首的一些"大陆新儒家"的功利性用心。进一步,我们试图通过陈明先生的"即用见体"理论,发掘这些"大陆新儒家"功利主义的理论根源,揭示其"即用见体"是一种粗陋的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这种歪曲利用、变相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理论方式,将会把儒学发展的带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合理性辩护

朱熹在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同时,着手重建家族制度。为了完成这一社会实践任务,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其一,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其二,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其三,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     

方雪梅教授

方雪梅,1972年11月生,博士,教授,安徽宿州人。1995年7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2005年7月获陕西师范大学理学硕士学位。2010年7月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2011年10月晋升为教授,现执教于宿州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李光地对陆王心学格致论的融摄

"格物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在唐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经过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发掘与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宋明理学认识论、工夫论与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议题。而李光地作为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和朱学领袖,格致论既构成了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心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在对"格物致知"文义的解释上,李光地受到陆九渊特别是王艮的影响,偏重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在对格物致知内涵和方法的理解与诠释上,李光地着重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抑制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同时,他还肯定了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并提出"《大学》之宗,归于诚意"的观点。由此可见李光地对陆王心学的融摄是深刻、系统且多方面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体悟而做出的批判性吸收与折中,而这正是其建构自身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式。     

两宋时期女子缠足的文化因素探析

两宋时期是缠足行为快速发展的阶段。缠足在两宋时期的快速发展，与两宋儒学复兴、程朱理学形成、宋词风靡等特有的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在这些特有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两宋时期的缠足呈现出足式纤直、缠裹自愿、停留在有闲阶级等诸多区别于后世缠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