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历史书中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鲁史《春秋》的手法,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为基本内涵,又称"春秋五例",为后世史家继承。作为中国古代史家记述历史的主要手法之一,"春秋笔法"又具有超越一家史学的重要意义。《旧约》历史书是希伯来圣经史学性质的集中体现,在叙事艺术和文化内涵两方面都与"春秋笔法"遥相呼应。用儒家经学之"春秋笔法"来解读圣经《旧约》历史书,是一种理论创新,二者的对话具有比较经学、叙事学以及阐释学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经学与中国历史上的语言地位规划

任何社会,都需要进行语言地位规划,确定社会通行语与通行文字.语言地位规划一般是由政府领导的,但是,中国古代语言地位规划的实现具有多元性特点:只有在改朝换代或统治民族发生变换的时期,政府在语言规划中的地位才会凸显出来;常规时期的语言地位规划,往往不是通过政府的语言文字政策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政府对经学的提倡间接实现的.经学的提倡实现了社会书面语的规划,同时也确立了社会通行文字的规范标准.     

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经学文本撰写传习滋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文化理论逻辑

经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以经学为中心的古代学术体系是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经学文本的撰写与传习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不断丰富和强化的过程。从古代人才教育与选士的层面来看,经学文本是育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学术源泉,汉唐经学提供了丰富且规范的育化文本,宋明理学凸显了经学文本的育化能力,少数民族政权均遵从经学文本的育化地位。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历史来看,经学文本的书写载体与书写形式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体系,经学文本文字的规约性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型范,其演进性绘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记忆。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孕化与传承来看,经学文本熔铸了夷夏一体、天下一统的共生信仰,以及仁爱和合、礼乐文明的共荣信仰,推动中华儿女在信仰的恒辉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之姿走向今天,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三原学派及其经学传统

明初学术略承元旧,四书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永乐时期所修《五经四书大全》成为明王朝经学的定则,科举也以此为据。顾炎武批评经学这一转型,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张载开创的关学一直具有重视四书五经的传统,《关学编》所载明代关学学者,绝大多数以经学名世。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王承裕及后继者马理、韩邦奇皆有经学著作传世,他们解经不盲从,主张以心证经、以心考经,对传统解经方式时有质疑与批判。这种解经方式打破明代泥古的解经传统,具有鲜明的关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