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盛唐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

盛唐三教融通促进经学形成兼融的特性。表现于外是三教经典同披尊荣,体现于内则是三教经义统贯身心,善归一揆。盛唐经学的兼融特性深刻影响了诗学发展。盛唐诗学的代表《河岳英灵集》体现出三教经义的交融影响。盛唐儒家经世之志造就诗学的雅健之风,"兴象"与"风骨"两个诗学命题是其表征;盛唐道家经身之能促发诗学带有一种玄真之识;"天心顺物"的取法之道与言意的之美皆受滋于道家;盛唐释教经心之力融呈诗学主空净之灵。"顿悟"和"境界"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刻的诗学主旨。     

治经还须开生面

我们在现代的语境中讲经学,不可能照着古人的讲法讲,只能接着古人的讲法讲,因此应该选择综合创新的进路,力求讲出有灵魂、有生命的新经学,讲出体现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有机统一的新经学。     

浅议春秋决狱对汉代儒学发展的影响

经学是汉代的儒学，也是通经致用的儒学。经学对汉代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儒学发展到了汉代演变成经学，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解释这一演变过程。学术内纯化的力量，是儒学对自身元概念的探索从未停顿；学术致治的方向，使儒学更能与现实结合，并成为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