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当时民间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器物，人们推出的厚葬或薄葬主张等，大都以经学理论为依据。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义的直接体现。当然，较之早期儒家经典的记载和规定，汉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东汉经学风气与汉大赋的衰微

随着今古文之间论争的展开,东汉时期的经学领域里形成了征实和博通的风气。征实风气消减了汉赋的浪漫特质,加剧了汉大赋文辞与文义之间的矛盾。博通风气则促使文士们渐渐疏远群体情感,转而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这些都导致了汉大赋走向衰微。     

刘师培对康有为变法理论的经学驳难

刘师培对"古文伪经说"的驳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从梳理今古文经的关系入手,阐发自己的看法;二是以<左传>研究为核心,批驳今文学家的说法.整体而言,驳难确在某些方面击中了要害,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但这一驳难毕竟是在传统领域中进行,缺乏经学以外的现代学术资源的介入,加之受制于双方固有的学术门户,所以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论郑玄与两汉经学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仪礼》图谱学综述研究

《仪礼》是一部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典籍。自汉至清,古代礼家频有以绘图制表的形式解释《礼经》的作品。这些作品就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绘图与列表两类,就内容而言则主要可以分为礼器礼服图、宫室图、方位图、丧服表等。千余年间,礼图类著述不乏佳作,但因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有一些无法避免的缺憾。     

朱一新经学思想探析

朱一新以义理为枢机会通汉宋,一方面用它来维护汉学正宗,批驳汉学末流;一方面用它来维护宋学正宗,批驳宋学末流。朱一新批评春秋公羊学,多次为古文经辩护,并非简单地持古文家立场,而是坚持以儒家根本大义统合今古。在清末宋学衰微时期,朱一新以一种更具可接受性的坚持义理、批驳异端的方式维持了宋学精义。     

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一时儒生云集,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上。文章试对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伴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汉代经学的发展和走向深刻影响着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这一规律。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